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了歷史性訪問，訪問北京、杭州以及上海，還當面見到了那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更在返國前與中共一同簽署了「上海公報」，奠定了兩國建交，同時也是與我國斷交的基礎。尼克森在北京有過一句話讓世人印象深刻：
「我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來。」
筆者曾與友人聊起這段歷史，筆者友人便說尼克森應該在北京說「我是為了推廣民主而來」才對，提「利益」作什麼。這當然是玩笑話（雖說推廣美國價值也是尼克森的目的，但屬次要），不過這種話在今日篤信「民主成功學」的台灣人耳中，搞不好會覺得很合理。
筆者所指稱的「民主成功學」，其要點濃縮成一句話就是「集體相信只要深化台灣民主，就足以對抗中共與確保台灣生存發展。」今天台灣人確實非常相信這一套。以去年的太陽花學運為例，主張談判應完全公開透明，受到監督，不允許任何保密動作，若有就被斥為黑箱。同時對於簽署出來的服貿協議要求得「逐條審查」，以確保協議中每一條真正能被實施的條文，都能完全符合台灣民意。這就是「民主成功學」的好案例，只考慮自己需求而不考慮對外關係有個不可或缺的DNA，叫做「合作互利」，少了這個DNA我國無法得到好的對外關係。
以談判不能黑箱為例，蔡英文1988年在聯合報「貿易談判的本質及其相對利益─以正確的態度面對中美貿易諮商」，就說過「歷次中美貿易談判中，美方均要求我方對於談判內容保密，主要亦是避免我方談判人員受到國內壓力的影響，而在談判桌上喪失彈性。」以過去蔡英文的邏輯來檢視黑箱問題，只要有事後國會追認是否通過的程序，又為何非得要談判過程就完全公開讓我方失去籌碼？至於「逐條審查」，這換位思考也就會覺得不對。若是兩岸一切協議中共人大都要逐條審查，台灣對大陸開放利益的條文就通過，而大陸對台灣開放利益的就都不通過，這樣的國會監督台灣人不「翻桌」才怪。
時間拉回到2015年，蔡英文的主張也同樣利用了台灣人對「民主成功學」的信仰，比方她說：「我的維持現狀與馬總統最大的不同在於民主的核心價值」，彷彿有一個名為民主二自的魔法存在，點石就能成金，同樣的維持現狀蔡英文版硬是更高明那般。實際上對外關係的現狀維持得了或維持不了，豈是單方面可以決定的？打個比方，一個家庭全家開家庭會議，以民主一人一票的程序來決定小兒子今年與女友結婚的計畫是否施行，而卻不問也不考慮小兒子的女友的意願，這像話？當然不。拿生活案例舉例大家肯定一聽就懂，但回到對外關係課題，信仰「民主成功學」的台灣人就彷彿以為2300萬人開家庭會議的成果，其他大國就一定得買單，一定得照我們要求的方式與我們「結婚」一樣。
正是由於「民主成功學」的深入人心，以及早已成為知識分子圈的「政治正確」，讓「我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來」的現實主義考量在媒體上音量日益趨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看似進步，實際上與08年入聯公投類似的價值觀，都建立在「民主成功學」之上，搞得好像台灣民意可以限制聯合國讓不讓我國加入的自主權一樣。說得不客氣些，連美國都需要為了利益，總統親去北京見中共高層，並以對抗蘇聯威脅這個共同利益作為談判重點，「推廣美國價值」被放到次要。台灣人又怎能對「家庭會議」結論對國際社會能起的約束力，有過多的期待？這有可能這是大眾較少花時間看國際新聞所產生的盲點，但這盲點對台灣的生存發展有可能是致命的。
＊作者從事業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