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兩國的戰爭與長期的敵對關係，也是一種特殊的方式，促進了瑞俄文化的溝通和交流。為了瞭解自己的敵人，保家衛國，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語，成為「知俄派」。
斯維拉娜獲獎後，瑞典人一片異乎尋常的熱烈歡呼聲，那麼多瑞典報刊發表讚美性評論，令我吃驚不小。一般外國作家獲諾獎，有時只有專業文學評論家和翻譯發表幾篇介紹文章。
之後我恍然大悟，原來瑞典人一直沒有放鬆對本國老敵人的警惕。上個世紀以來在蘇俄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卻知之不詳。斯維拉娜的作品令他們大為驚喜：終於有人那麼細緻地挖掘出有關二戰、阿富汗戰爭、核爆炸與蘇聯解體的真相。斯維拉娜宣稱拒絕史達林、貝利亞和普京的世界，也令瑞典人深為欽佩。
由此我開始懂了，為何瑞典文學院對蘇俄政權從來就不假辭色。一百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有五次頒給了蘇俄的異議或流亡作家，如蒲寧（1933年）、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索爾仁尼琴（1974年）、布羅茨基（1987年）、斯維拉娜（2015年）。
至於蘇俄唯一獲獎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據說主要因為法國作家薩特對瑞典文學院的影響。1964年，薩特發表聲明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對該獎未授予肖洛霍夫表示遺憾。第二年，肖洛霍夫獲獎。雖然這位蘇共官員和莫言一樣是專制的奴才，但他的不朽巨著《靜靜的頓河》，卻是莫言無法望其項背的。
索爾仁尼琴曾寫道：「每逢我國作家獲得諾貝爾獎，首先把它作為政治事件看待。」其實不但蘇俄把異議作家獲諾獎當作政治事件，瑞典人也是以這個獎項，去鼓勵更多的蘇俄作家反抗共產黨專制暴政。
中國：對瑞典「無害」的專制
頒獎給上述蘇俄異議作家，毫無疑問是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的。諾貝爾對文學獎的「理想傾向」之標準，就是要以人文主義戰勝野蠻主義。就如布羅茨基所說：「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
但是，對於同樣野蠻專制的中國，瑞典文學院卻不認為他們也應該這麼做。
筆者記憶猶新，在2000年頒獎給高行健時，瑞典文學院發佈了一個奇怪而又文理不通的新聞公報，說：「高行健的寫作脫離任何一種屈從，哪怕是屈從於善意。他的劇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當權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運動。」
縱觀高行健的作品，幾乎都散發出一種犬儒式的人生態度 —— 對他人苦難冷漠的遊戲態度。然而，這位中國犬儒「刺痛了民主運動」，如此缺乏良知的態度，居然會大受瑞典文學院的欣賞，想必某些院士也與高行健一樣，把諾貝爾獎當作文學遊樂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