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社會」在當代日本是指？
如果問題是如此，則掌握「改變社會」的真意就很重要。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當代社會並沒有類似中央控制室的機構，所以光是首相換人做，並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延續這個邏輯，則那種彷彿「首相換人做看看」一般，讓支持率大幅漲落的舉動，只會讓不滿越來越激烈。若期待僭主所宣稱的，拉下既得利益者後會歸還應有的權益給民眾，恐怕很快就會遭到背叛。換言之，「有人會替我改變現狀」的意識，反而創造了改變不了現狀的結構。就好像喜新厭舊、不斷買新東西一樣，人們只能期待下一個僭主出現。
那麼精簡公務員人數、調高請領低收入戶生活補助的門檻、引進自由競爭原理，亦即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就能帶來改變嗎？事實上，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與亞當．斯密、海耶克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理念，是有所出入的；它的政策手段，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受到比較好的照顧」、「歸還我應有的權益」的不滿與批判。
日本政府的效力主要來自於中央政府強而有力的領導，但日本公務員所佔人口比例在先進國家當中偏低，所以精簡公務人員的方式恐怕無法實現所望，反而造成自我毀滅的結果。
雖然要求增加正職員工的訴求很合理，但如此一來，「正職員工」、「非典型」的「格差」（差距）將永遠存在，將不斷有人被摒除在「正職員工」之外，同時促使心生不滿的人一直出現。
以「失業者」、「非典型」、「單親家庭」等分類框架來保護那些沒有被妥善照料，或者回應不滿的方式，已經走到極限。此外，考慮當代日本的「格差」意識之特質，恐怕增加再多的分類框架也於事無補；畢竟只要有分類框架的存在，「格差」就不可能消失。設置越多分類框架，說不定反而助長「格差」意識。
若是如此，我想答案就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在普遍被認知的「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這個過程會促進對話以及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以及新的「我群」的建構。
在這個意義之下，現代日本的核能發電廠，即是適切的課題。
在非典型工作者、單身者增加，高學歷卻找不到好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很多人覺得「自己不被當一回事」。不管是好是壞，日本、美國、歐洲，甚至埃及都面臨全球化與資訊技術日趨發達的狀況。差別只在於回應這種狀況而出現的社會運動所批判的對象，因各自的社會結構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美國，人們批判的對象是金融界的菁英；在埃及則是穆巴拉克體制。至於日本，人們透過福島核災而洞悉到，應該批判支配日本型工業社會的壟斷性企業、行政及政治機關的複合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