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共柄政後，毛澤東於一九五○年赴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提出外蒙問題，但史達林堅持說外蒙已成歷史事實。毛澤東知難而退。史達林死後，周恩來曾向赫魯雪夫又提外蒙問題再遭拒絕。一九五三年二月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宣布廢止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一九五五年外蒙申請參加聯合國，國民政府否決。一九六一年外蒙入會案，蔣介石仍想重施故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這就是本章要討論的一九六一年外蒙古案。
外蒙古案也是很複雜的，但本文側重葉公超在外蒙案中所處的角色。對於一九六一年的外蒙案，葉公超主張應有彈性，他認為必要時臺北應該棄權，他的觀點與蔣廷黻的想法幾乎是一致的。蔣介石沒有採納葉公超及蔣廷黻的建議，且堅決主張否決外蒙，這與美國的政策有分歧；但到快要攤牌投票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曲循了美國的意見，臺北沒有參加投票。外蒙入會。在投票前，兩道金牌電召葉公超歸國，沒有多久蔣介石下令叫他自動辭職。一時鬧得鑼鼓喧天報章蜚騰的外蒙古案也就告一段落，過了一陣也就平靜下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外蒙古案卻使葉公超的十載功勳毀於一旦，其故安在？筆者將在本章嘗試提出一個答案來。
一九五五年外蒙申請入會，時葉公超為外交部長，他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電告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說：「我方最高策略為在安理會中不必行使否決權而仍能阻外蒙古人會，惟倘迫不得已，我唯有行使否決權。在安理會中為達到阻止外蒙古入會目的，儘可放膽去做，其所採一切因應步驟，政府自當極力支持。」
一九五五年國民政府否決外蒙沒有多大問題。到了一九六一年外蒙又捲土重來申請加入聯合國，但這次蘇聯帶外蒙來申請是有備而來，易言之是有計畫的。早先在一年前即在一九六○年，十幾個非洲國家申請入會時，蘇聯在安理會不支持毛利坦尼亞，但機詐地安排毛利坦尼亞與外蒙到明年再一起申請入會，屆時蘇聯答應投票贊成毛利但尼亞參加聯合國，而非洲國家答應支持外蒙古，如果臺北否決外蒙，非洲國家就揚言集體反對臺北在聯合國的席次。蘇聯明知臺北的國民政府會投票否決外蒙，它把這個hot potato（棘手的問題）讓人家去解決。這就是一九六一年中美外交史上弄得雞飛狗跳，一件很不愉快的「外蒙古入會案」的緣由。
臺北的態度很是明確，不計後果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此乃為我基本國策，決不容改變」，外交部長沈昌煥就是這樣說的。但並不是所有臺北政府官員都持這樣的看法，比如蔣廷黻於五月間返國述職，他在外交部同仁談話時對外蒙的意見如下：「對外蒙古入會我若使用否決權，則反感大；若棄權，則反感小。在將來使用否決權所招致之反感，可能對我代表權有不利之影響，我不可不考慮：代表權要緊？抑外蒙古要緊？」蔣廷黻講得非常清楚，簡單扼要。當時任常務次長的王之珍說，國內認為應採一九五五年立場即否決外蒙；若投票棄權，國內反應強烈。蔣廷黻當即建議；對外蒙古基本立場不變，但運用時則要考慮時局，他又說：「如果外蒙在安理會不及七票，則我國投反對票無此必要，當可棄權。至於國內輿論只好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