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當然可以說2016年起多數民意與新政府不再贊同「九二共識」，或者主張「九二共識」一詞不適合概括1992年時兩岸求的「同」和存的「異」，但不能否認歷史上存在「貞觀之治」和「九二共識」，也不能否定2018年選舉的結果，可能與民意重新考慮接受這個共識有關。民進黨為了反對「一個中國」而認為「九二共識」的「同」不存在、「異」也不存在，那麼1992年兩會開始互動的基礎是什麼？又要用什麼名詞來概括﹖執政黨無法承認當年曾經存在的互動基礎，其根源是不願意真心擁抱中華民國憲法，憲法中具有歷史性的「中國成份」不被認定是兩岸和平的正面因素，反而是亟欲排除的對象。執政黨亦漠視了憲法是我方可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憲法也是九二共識可如何解釋的指導原則與限制，我方完全不需隨著對方的解釋起舞。
直球應對「一國兩制」
現階段想要探索兩岸關係如何穩健推進與發展的方案，若直接由雙方政府對政府進行政治談判，時機遠未成熟。因此台灣朝野與社會各界理應可以依照憲法精神，研究兩岸的制度性連結，並由兩岸各方藉各種平台積極深入探討，提出方案。例如2013年在上海曾舉辦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由民間、學者、智庫搭建二軌、三軌的公開討論、深入研商的機制，由下而上凝聚民意，化解兩岸歧異，縮短兩岸認知差距，提出創新性的兩岸對話制度建設，類似的交流平台都是應該積極推動和支持的。
兩岸關係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今已歷70年。兩岸之間的對立與競爭，在歷史脈絡上，確實是中國在近代史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下延國共內戰的結果，所以在制度上外顯為社會主義一黨執政制度，和市場經濟多黨競爭制度的競爭。在法理上，兩岸政府根據各自的憲法，也就是「各自現行規定」，在「國家未統一」下實行分治。
對岸主張的「一國兩制」，是兩岸共構體制性連結的一種方案，我方當然不必接受，並應據實以告民意的疑慮與法理的難題，但若政治家心存「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之思，除非一心以永久割裂兩岸的台獨為念，否則為子孫計探求兩岸平等共構的體制性連結，應是政治志業的題中之義，理應深思後提出見解面對民意，無須一味迴避。
至於未來何去何從，相信多數人可以同意，時機到時自應雙方平等協商，體現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從兩岸與國際現實來看，面對對岸對話溝通、尋求共識的要求，也只宜直球應對。儘管雙方物質性實力明顯不對稱，但制度、精神與文化的創造性作用仍是強大的。我們應對憲法的民主精神、開放的社會制度與多元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信心！兩岸關係發展對台海及亞太區域和平也至關重要，更牽動華府、北京、台北三方的戰略互動。中華民國無論由誰執政，理當負責任地穩定兩岸情勢，不應讓台灣人民陷於險境，失去自由和繁榮，也不應給任何友邦帶來意外與麻煩。
＊作者高思博 為前行政院政務委員、21世紀基金會副董事長；張登及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