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元旦，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人民歡呼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國防部長徐向前的命令，宣布從此停止炮擊大小金門與附屬島嶼。馬祖因孤懸海上，距離解放軍砲火的有效射程太遠，砲擊其實沒有作用。自1958年八二三炮戰以來長達21年解放軍對金門的單打雙不打，就這樣改為從此都不打。同日也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也是歷史上到現在的最後一次中共的告台灣同胞書。
其中主張應儘快結束中國的兩岸分裂局面，並提出了結束兩岸軍事對峙、開放兩岸通航、通郵，及擴大兩岸交流等方針。兩岸關係與中國同全世界的關係，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兩岸擱置爭議停止交火，開放兩岸交流，以使得中國大陸與台灣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思想開始形成。始終堅持統一的北京也當然在其中順勢附帶以商圍政的小算盤，但兩岸在台灣不公然宣布法理獨立的前提下，北京不主動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甚至在介入台灣內部事務時也可能表現在表面上趨向謹慎保守。兩岸持續到現在不獨不武不統的態勢基本成形，40年來成為台灣人民想要維持的那個「現狀」。
與此同時的是文革結束後第三次復出，中共奇蹟式的領袖，被毛澤東與紅衛兵在文革時期精準地預言為走資派的鄧小平，心中有一個完整且宏偉的治國計畫。日後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蹟，但是這個計畫真正的總設計師，其實是天不假年的劉少奇。在1950年代末期毛派頭腦發熱三面紅旗造成的，餓死幾千萬人的經濟大災難後，原先在權力位置上就被預訂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國家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中央幹部擴大工作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提前接任毛澤東的中國國家主席位置，出面收拾殘局。
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後所採取的務實治國方針，在文革時被毛派嚴厲批判為「對外三和一少，對內三自一包，內外相互呼應」。亦即北京在外交上要保守穩健，對美帝與蘇修，以及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華勢力態度要和緩，對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要少。在內部經濟上實施開放搞活，允許農民可以擁有自留地、在自由市場交易國家徵收完畢後剩餘的農產品及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這其實就是後來鄧式改革開放的濫觴。這也就是之後文革中劉少奇與鄧小平後來一起被指為走資派，劉最後被紅衛兵虐待致死的原因。
1962年劉少奇繼任中國國家主席後，採取的內外改革路線與新經濟政策。在短時間內被證明為極其有效，中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復甦。權位薰心的毛澤東開始相信，原本中共黨政大權一把抓的他，現在把國家主席的位置交給劉少奇還不夠，不久後他連黨主席也要讓出來由劉少奇繼任。於是毛悍然組織紅衛兵發動文化大革命，奪回1962年交出去的權力，打倒了劉少奇與劉少奇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兩名助手-黨總書記鄧小平與副總理陶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