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臺北市政府公布丙申燈節主題花燈－福祿猴，其外型與配色引起諸多負評，不少網友甚至調侃該主燈｢媲美｣央視公布的春晚吉祥物；而遠在日本的柯文哲市長，見到東京與大阪的都市規劃，讚嘆日本城市美學以及古蹟保存遠勝臺灣。這兩者看似沒什麼關聯，然而卻有一個共通點－｢美學｣。兩件事兜在一起，也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臺灣的美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說到這裡，讓筆者想起數年前與一位對鄉土文化有熱誠的長輩的數次談話。
這位長輩曾對筆者說過：｢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學教育以及都市建設這一領域，真的輸給日本殖民時代；甚至是清代、明鄭時期都遠勝現在。｣乍聽之下，看似吹捧日本，貶低國民政府。然而接下來他舉出一些事實之後，反倒點出了不少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學教育以及都市建設的弊病，以及臺灣人有待改進之處。
如何推論日本殖民時代美學教育與都市建設重視程度較國民政府高呢？除了臉書上，不少老照片愛好者提供的日本殖民時代建築與國府遷臺後照片對照外，筆者就與這位長輩對談的經驗以及自身實際經歷，歸納出以下兩個現象，以證明日本殖民時代重視美學之高。分別是：一、藝術家享高社經地位；二、都市建設與本土脈絡結合。
藝術家享高社經地位
日本殖民時代，臺灣文藝人才輩出。
藝術界的有：黃土水（水牛群像）、李梅樹（三峽祖師廟）、郭雪湖（南街殷賑）、林玉山（蓮池）、陳澄波（淡水夕照）、陳進（合奏）。
而音樂界的有：寫《雨夜花》紅遍亞洲的鄧雨賢；有拿過柏林奧運文藝獎第二名的《臺灣舞曲》作曲者－江文也。有替無數戰前到戰後初期臺語歌手編曲寫詞的姚讚福。
上述這十個人名，不但證明日本時代美學教育很成功外，名單中的李梅樹、陳澄波不僅是藝術上的泰斗，他們同時在自己的家鄉也是地方仕紳，在公共事務上身居要職。日治時期能扮演地方仕紳的，於名或利乃是出類拔萃之輩，通常是醫師、律師或是如霧峰林家的鄉紳。因此，換句話說，在日本殖民時代，傑出的藝術也是可以享有如前者的高社經地位。不像今日藝術大多只是有錢人有閒的興趣，藝術人是跟大眾有連結的。
今日我們看到作畫寫曲的人，要活自己大多只能當老師或是加入僧多粥少的知名樂團。然而在日本殖民時期，藝術家們可以藉由參加臺展、帝展爭取頭籌，以獲取足夠經濟上的支援，在報紙上也能有深入的作者與作品介紹。姑且不論辦展是否是為了浮誇日本帝國主義的霸氣，例如：陳澄波先生就曾在東京學新式西畫以及上海學水墨畫的方式，用藝術反對帝展單一的審美標準；即使如此，日本時代對藝術家的重視，是今日臺灣難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