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川普的主張與1968年的華萊士(George Wallace),1992年的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和裴洛(Rose Perot),以及2008年的裴琳(Sarah Palin)等人立場均十分相似。這些總統(副總統)參選人都認為美國在國際和國內都面臨了危機:對外受到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對內則是受制於與邪惡勢力勾結的菁英。
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新罕布希爾州共和黨的選舉中,川普的得票率甚至低於1992年代表右派、平民主義、國家主義的布坎南(Pat Buchanan)。由此看來,川普的政見或許真的引起了共鳴,然而,受到川普吸引的人,仍然是原先的那群少數份子。
而就桑德斯而言,他的主張其實與西歐過去奉行的政策十分相似。他甚至比意識形態重整的過程更不會引起「憤怒」或「疏離」,然而,在獨特的脈絡之下,他的主張在第一眼看起來富有「革命性」。
選民政黨屬性重新歸位
再來,就選民態度來說,目前無法從民調和其他調查結果發現,美國群眾是否特別「憤怒」或是「(對政治)疏離」。
就民主黨而言,民主黨的選民對於他們連任兩次的總統歐巴馬並無不滿。如果歐巴馬可以再選一次總統,沒有人會懷疑他當選的可能性。畢竟,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面對更為合理的對手羅姆尼(Mitt Romney),歐巴馬仍然成功連任。
而就共和黨而言,共和黨支持者的確不滿現況。然而,即便外在環境有所改善,也不會對他們的政黨傾向有太大的影響。
因此,從上述各個面向來看,川普、桑德斯的「非典型」,其實在政治的歷史中也並非前所未見。戈普尼克在BBC《觀點》節目中則認為,現在的「憤怒」和「疏離」可能漸漸消退,而在兩黨各自確立提名人選後,過去人們所熟悉的政治形勢,也將自動隨之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