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舉了最近的一個例子，一個華人移民老人家，因為亂過馬路而遭到員警暴力對待，不少人在網上請願，批評員警。
她認為，作為一個華人社群，一方面為有亞裔遭受員警濫權而抗議，另一方面，卻為一個導致無辜民眾死亡的員警維權，僅僅因為他是自己族裔。如果要避免少數族裔，包括亞裔和華人，免受員警濫權的侵害，那就需要把視野放得更加寬一些，把這次事件看成是一個民眾和一個員警之間的事情，而不是把族裔身份放在裡面。也因為這樣，她和其他一些亞裔年輕人，在社交網站上推出這樣的口號：Asian 4 black lives matter，亞裔支持黑人維權。他們開網路研討會，發表文章，呼籲亞裔加入進來，在他們看來，限制員警權力，才是最首要的，也因為這樣，任何因為員警濫權或者過失而失去的生命，不管怎樣的種族，都值得同情。
這樣的觀點，在微信群裡，引發一些討論。反對者認為，如果沒有員警執法，那治安怎麼辦？那誰來保障一個安全的環境，也因為這樣，需要為員警說話。這也就是為何有示威者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會說：「都不敢讓孩子長大去當員警了。」
我理解這種想法，因為當我在發生黑人騷亂的弗格森採訪的時候，一個中國速食店的老闆告訴我，他覺得自己把店開在警察局旁邊是對的，儘管這樣，他還是要自備手槍，因為要防備打劫的黑人。因此，當人們在和他一街之隔的地方抗議員警殺害黑人少年的時候，他並不關心，在他看來，自己奉公守法，正是需要執法嚴厲的員警。
拿這次抗議來說，十多萬人白宮請願簽名，但是正如白宮的回復，政府不能干預司法。其實並不是沒有其他的管道，比如向法官請願和求情，不過遊行結束二十四小時，頁面上還是只有一萬八的簽名數量。倒是紐約布魯克林的華人政客們，開始物色人選去選檢察官，如果能夠有足夠多的選票，就好像參選州議員的那些華裔參選人。但是問題又來了，如果這些參選者表現出自己只是自己的族裔的代言人多話，那又會引發同樣的矛盾，因為現在的這位檢察官，儘管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為哪個族群代言，但是不是已經因為他的膚色，被不少華人視為站在非洲裔美國人一邊了嗎？那如果以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一個華裔身上呢？
能不能把這次遊行定義為一場社會運動，那就需要看後續會為華人社群帶來怎樣的改變。如果還是局限在一個特定的個案的維權上，而沒有帶來華人參政增加，投票率的變化，那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治參與，畢竟在美國，政治參與，意味著要參與到現有的政治規則當中，然後去推動改變，這是各種力量博弈大過程。
表達訴求，走上街頭，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不管這樣的行動，到底是誰組織，如何組織，都不重要，因為這是合法行為。社會運動本身就是考驗各方的動員能力以及組織能力，不能因為不認同對方的訴求，就質疑對方的做法，而是需要思考，那自己又有怎樣的方式，去吸引更多人認同呢？在一個開放的社會，競爭相對是公平的，如果應者寥寥，很遺憾，這是一個不受人歡迎的現實，那就是自己屬於小眾，需要花更多的力氣去說服別人，去表達。因為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有些聲音確實很大，你可以抱怨別人人多勢眾，財雄勢大，但是弱小的聲音並不會因此而被扼殺，被消音，有持續努力的空間，這是一個本質性的不同。
＊作者為香港知名記者，主持人。（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授權轉載，責任編輯：劉元，原標題：司法不公，然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