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八六○年，馬克思已不談中國，轉而集中心思完成《資本論》第一卷；看來他再也沒認真談中國這個主題。只是不到一個世紀之後，他的觀點在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裡，被奉若神明，認為是「天朝」與鴉片戰爭的蓋棺定論。這種說法，後來成其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神話：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要修理腐敗、「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自此只有共產主義能拯救中國。因此，反西方的毛主義核心其實蘊含著對歐洲意見深沉的崇敬。
為了敘述這件奇事，也就是一個下萊茵河地區出身的小資產分子匆匆寫下的意見，怎麼在中國變成聖喻，我們先必須回到十九世紀末期另一個經濟拮据而敢冒險的人的辛勞事蹟，那人便是孫逸仙（也是一黨制中國民族國家的創始者）。正因為孫在一九二○年代做模稜兩可的決定，在絕望之中，想贏得蘇聯資助他搖搖欲墜的革命志業，把帝國主義當作現代中國一切麻煩的起因，才把鴉片戰爭轉化為中國歷史苦難的起始點，也成為二十世紀愛國宣傳的重要成分。
畢生在應付政敵的孫逸仙，歸罪帝國主義時有矛盾
孫逸仙跟其他有國際觀的愛國志士一樣，想歸咎帝國主義列強時有許多困難，部分在於實際的財務問題。自從一八九五年他逃離中國後，撐持他革命志業的是美元、法郎、英鎊及日元。
孫逸仙畢生大多數時間都在應付國內政敵，而非外國威脅。整個一九○○年代，他小心翼翼不公開批評西方帝國主義。他公開發表聲明時，總是把中國問題的根源歸因於滿洲人的專制統治（孫強烈譴責他們未能建立西式民主制度）。 一九一二年，即使他已宣稱禁鴉片是新共和國最迫切事務之一，他還說：「林則徐銷煙為國家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不遵守條約，是不文明、非法行為。」
在他生命快結束時，孫逸仙認為自己最大錯誤是一九一二年把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袁世凱，而非頻頻提議把大塊中華民國土地，讓給可能支持他的外國人。（單是在一九一三年，他便自願把滿洲讓給日本，換取日本資助二千萬日元及兩師陸軍。）一九二三年，學生們提出「外禦列強，內除軍閥」的口號，孫逸仙不表贊同，還責備提出口號的人：「這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若是國內政府夠好，外交就不成問題。」
一九二○年代初期，若是中國的鴉片戰爭世仇大不列顛能提出可觀的實質協助，一如蘇聯，那麼孫逸仙對列寧剛萌生的協議，很可能就化為泡影。一九二三年二月，僅僅在蘇聯答應提供二百萬元給他的革命政府之前的一個月，孫在香港富裕人家的客廳喝茶，宣稱「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全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