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做的宗旨在於說服全民把中國的所有問題全歸咎給單一外敵；把鴉片戰爭及隨之而來的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因此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的任何犧牲也都名正言順。蔣介石告訴他的國民：「自鴉片戰爭……國民一致的要求是雪恥圖強……國民革命之成功，中國之命運，有賴同胞的努力。」另一位政治分析家宣稱，假如不起而行，「我們後代子孫將永受奴役。」
蔣介石嚴厲譴責鴉片，卻不能不睜隻眼閉隻眼
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完成他對鴉片戰爭的判斷，他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中譴責中國之「第一個國恥」有「傷心」的「無窮邪惡影響」，「切斷國家血脈」及「危及我們民族的生存機會。」擺脫不平等條約的奴役則是「國民革命的最重要目標」。只是他也同樣表明自己對滿清「愚蠢」、普通民眾「墮落惡習」，感到輕蔑。「中國會受宰制，純因自己先屈服……我們能不戰栗嗎？能不羞愧困惑嗎？」（他受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齡不讓政府將她先生此本作品譯成英文，唯恐書中的反西方言辭會疏遠美國及英國；國民政府亟需英美的軍事援助對抗日本。）
對鴉片戰爭抱有諸多矛盾看法之際，對鴉片的態度也有相似的矛盾。國民黨多次宣稱，鴉片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九二八年，蔣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宣布「絕對禁止」（鴉片）。然而私底下，國民黨跟整個一九二○、三○年代的軍閥政權一樣，為了歲收也從事鴉片交易。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間，國民政府奮力把一個破敗、支離破碎的中國，轉型為統一的現代國家，其成功經常令人驚訝（鑑於日本侵略及世界大蕭條等巨大障礙，則更是如此），創造出政府部門、委員會、學術機構；建造公路、鐵路、工業及水壩。
在沒有重大收入來源如所得稅的情況下，只好依賴鴉片稅。對極具創意的收稅官（中華民國這類人才真多）而言，可由鴉片取得出許多附加稅捐：毒品本身就有稅負（外加運輸稅及零售稅），還有賣鴉片、吸食鴉片都需要執照。國家甚至還壟斷對鴉片癮的戒除。 民國的公民則有各種奇思妙想來規避這些賦稅。有位孝子在華東和華西間走私鴉片，他不僅把鴉片藏在父親棺材內，還放進棺材內父親的頭骨裡。
一九二八年，來自鴉片的歲收讓中國的軍隊屹立不倒（總數有二百二十萬人，全球規模最大，一年耗花費八億元）。一九三一年，一則標題是〈上海生意〉的漫畫勾勒出三個人：左右兩邊是名為「工業」的侏儒，抬頭仰望中間聳立的巨人「鴉片」。一九三三年，中國的鴉片貿易規模估計達到一年二十億元（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二）。在很多地區及情況，鴉片就算沒更好用，也跟錢一樣好用，而且是經商、社交的潤滑劑──「點上煙燈」是「我們談生意了」的標準中式說法；婚禮上，送上煙槍就如敬酒一樣平常。熬鴉片的大鍋大搖大擺地放在城鎮街道兩旁，全中國到處都是這玩意兒的氣味。到了一九三○年代，中國鴉片煙民可能多達五千萬人（約總人口的百分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