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華盛頓在21世紀頭10年開始尋找確定雙邊關係的全面框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定期舉行，標幟這一努力取得成效。胡錦濤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有條件實現「跨越式」發展。「和平崛起」的重要論述者、具有政策影響力的鄭必堅，2005年在美國『外交』雜誌撰文，以準官方的政策聲明中國已經採取了「超越大國崛起傳統道路的戰略」，中國尋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這可以「通過漸進改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來實現」。中國不走一戰時的德國和二戰時的德國、日本依靠暴力掠奪資源，爭奪霸權的老路；中國也不走冷戰中大國爭奪主導權的道路，中國將走「和平崛起」的道路。2006年，中國中央電視台還播放被學者評為「可能是大國政治歷史上獨具哲理」的12集電視片──＂『大國崛起』。華盛頓對中方「和平崛起」的回應是，要求中國在國際體系內遵守規範與限制，隨著其實力的不斷增長，應承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角色。由於擔心「崛起」太具威脅性，中國後來將「和平崛起」改成正式官方用語「和平發展」，這也反映中國一種更有分寸的姿態。
自從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把西方的實力和金融經驗當成典範……2007、2008年美國和歐洲金融市場的崩潰，再加上西方的混亂失策與中國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嚴重破壞了西方經濟威力的神祕感……這段時間的象徵性頂點是北京奧運會這幕大戲，它上演時正值經濟危機在西方肆虐，2008年北京奧運不單純是一項體育盛事，更被認為是中國復興的標誌。」自歐巴馬入主白宮後，兩國關係走到一個「獨特的模式」：「兩國領導人都宣稱致力於協商，甚至建立伙伴關係，但他們的媒體和菁英都日益支持不同的觀點。……留待處理的問題是從危機管理轉向確定共同目標，從解決戰略爭議轉向避免戰略分歧。」
從「共同進化」到「太平洋共同體」
季辛吉在『論中國』的結尾強調：「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遊戲」，「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如果兩國當前經濟增長、財政健康、基礎設施支出和教育設施方面的趨勢持續下去，中美發展的步伐差距會繼續擴大，第三方也會越來越傾向認為中國的相對影響力將會大於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美國有責任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和世界角色……但美國如想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型態進攻，這些行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同理，中國如試圖想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抵制，因為它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