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鄧布蘭校園屠殺（Dunblane）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20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20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1%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西元前356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1980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80%，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ABC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