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李克強做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個層次的影響也正在逐漸顯現。在「兩會」上，多個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更多地分擔結構調整和失業帶來的財政負擔，表明他們對中央權力過大、責任過小的不滿。中國的精英階層對中央宏觀管理屢屢失誤正在進行越來越公開的批評。
從最高層看，在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期間，習近平表現出的對總理李克強的冷淡也被外界看作是他對李克強和國務院系統在宏觀經濟管理能力的不滿。
政治影響
回顧中國過去近70年的高層政治鬥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每一次大的經濟困難都會激發的高層政治衝突。這種衝突通常表現在對製造困難的責任追究，或最高領導人先發制人的政治清洗，以及對如何走出困境的政策分歧。
這個規律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關。在民主國家，領導人通過定期選舉進行更換，經濟政策也隨之進行調整。在一個封閉的政治體制下，經濟困難常常引發高層政治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由於經濟政策分歧所引起，但是更多的則是政治集團利用經濟困難對政治對手出擊。
例如，1950年代「大躍進」引發的經濟困境導致了彭德懷等人對毛的政策的不滿和毛對彭等人的清洗，隨後更牽扯到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人的被清洗； 以毛的遺孀為代表的激進派領導人的被清洗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也是文化革命對經濟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胡耀邦和趙紫陽在1980年代初期也曾經因為經濟政策產生分歧，而這種分歧則被保守派領導人充分利用；1989年春夏之交黨內保守派對改革派發動的總清算也選擇在中國經濟發生通貨膨脹的關口；鄧小平1992年對陳雲等人的打擊的背景，也離不開1989年之後的經濟停滯。
北京共識
經濟下行的第三個層次的影響也許更為根本，是一種長遠的帶戰略意義的影響。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中國的集權制度通過壓制人權、尤其是勞動者報酬形成的低人工成本；通過污染環境和掠奪性資源開採將社會和其他成本向下一代公民轉移，等等。
這些做法使得中國產品一時間在國際上具有「超自然」的競爭力。中國政府將這種無法持續的競爭力解釋成制度優勢，在全球大肆宣傳「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其實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就是一種對政府干預經濟和權貴集團掠奪資源和增長福利的辯護。
目前的經濟困難可能導致「中國制度神話」的終結。集權政府不是中國高速增長的創造者，相反，在目前的困境中充分變現了它的瓶頸。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下行不是一個簡單的V型經濟曲線，而是正在出現一個經濟拐點，這個拐點的出現是由於過去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對壞境形成了劇烈的破壞，也是因為過去的一些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欠帳到了還債期。
中國近30年高速增長的趨勢不再。隨後而來的或許是人們對「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質疑。這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