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因為賦稅資料對於富有者掌握較完整，全世界頂尖學者如Thomas Piketty, Anthony Atkinson, Emannuel Saez, Raj Chetty等人，最近都開始用財稅資料分析所得分配不均。四位學者有兩人是美國經濟學會Clark獎牌（40歲以下每兩年一人）得主，足見其傑出。他們著重的，都是「最有錢10%、5%、1%、0.1%等家庭，其總所得佔社會所得的百分比」，或是其他公平指標。即使賦稅資料中不含移轉救濟、即使賦稅資料中沒有低收入戶，但是所得分配狀況本身就有其公平意義，不必然要扯上低收入家庭的補貼。
六、既然所有的資料都有其限制與內容缺失，因此我們不宜在不同的資料「之間」互做比較。例如，不該用五等分與廿等分比，也不該把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與賦稅資料相比。任何一種資料都可以計算所得分配；只要原則一致，重點是要看數據的時間「趨勢」。是不是同一基礎計算的不均指標在逐年增加？是不是極富有者的所得佔比逐年越來越高？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主計處五等分層級所得比數據的問題。由於五等分太粗，故這個數據多年來變化不大，有時候只變化小數點後兩位。如果大家都「感覺」所得分配不很公平，但是粗疏的數據卻看不出來，那麼我們當然要改用細緻的資料。我猜想黃國昌質詢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
七、如前所述，全球大尾經濟學者都改用賦稅資料分析所得分配，也都開始著重細分的（極有錢）所得群組，目前已經有大約30國加入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WTID)，做此分析。台灣如果要認真面對貧富不均的問題，當然該做類似的分析。主計總處抱著「舊石器時代」的五等分、家庭收支調查做統計分析，是絕對錯誤的。不管是藍執政或綠執政，不對就是不對。
以上所論，都是社會科學的分析，與政治藍綠完全無涉。硬是要從藍綠角度去解讀，別人也沒辦法阻止，只是自己鬧笑話而已。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