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點，筆者在上述已經提到，翁院長未事先說明女兒持有浩鼎的股票，恐有法律責任的問題，已經不只是道德層次的問題。而筆者想回應這段話，是因為呂律師說明的內容並不符合現代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規範。
科學研究的類型很多，但生物醫學研究特別需要關注其研究倫理，這類的研究，經常要以人做為研究的對象。一旦研究的過程有瑕疵，將可能導致研究受試者生心理的傷害，甚至是死亡。也因為生物醫學研究具有這樣的特殊性，當研究者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時，必需要更謹慎管理，以免其潛在的利益衝突影響研究的誠實正確性。
身為生物醫學研究者，可否不揭露自己可能從研究中獲得利益的資訊？根據現有生物醫學研究倫理的共識，以及先進國家的趨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呂律師提到，揭露這樣的資訊可能會破壞民眾對於「學術中立」的想像，產生不必要的困擾，但國外許多的研究結果都曾發現，研究者若是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時，其研究的成果確實可能會產生偏差。例如產業界資助的研究，常會發現其研究結果有利於產業界；或是某研究者從某個公司獲得利益，該研究者研究結果往往是對該公司有利。正因潛在的利益衝突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產生偏差，並可能進一步傷害到受試者，身為受試者，當然有權利事先知道研究者背後的潛在利益，接著才決定是否參與研究。而生物醫學研究的受試者，往往就是一般民眾，因此研究者將其潛在利益衝突事先揭露給一般民眾知道，確實是有必要的。
這並非是筆者個人的觀點，目前包括美國和法國等國家，對於生物醫學研究者，或是醫師研究者的利益衝突管制都相嚴格，甚至要求研究者必須將潛在的利益衝突公開至網站上，供一般民眾搜尋遊覽。美國和法國會這麼做，就是為了確保參與生物醫學研究的民眾知的權利。部分學者提到，我國的法律過於嚴格，導致許多研究者不小心觸法，其實是相當大的誤解。我國利益衝突相關規範相對於美法而言，仍舊是相對寬鬆，且對研究受試者的保障較為不足的。
這裡必須另外強調的是，筆者並未說生物醫學研究者從研究中獲取利益是不對的。研究者當然可以從其研究成果中獲得利益，但應避免為了獲取利益，而導致研究的過程或成果有所偏差。要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研究人員的潛在利益衝突就必須適當管制。而管制利益衝突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事先揭露其潛在的利益衝突，以上是筆者的一些意見。
＊作者為臺大公共衛生學博士／政大法律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