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燈泡媽媽目睹女兒在她身邊遇害，喊出「沒有想到這個社會竟如此不安全！」整個社會目睹隨機殺童案後模仿效應的擴散，同樣驚呼「這個社會怎麼變成如此不安全？」答案主要就在「社會失範」與「政府失能」裡。
社會失去了共同的價值規範，高舉人道旗幟的人過分注重人權而輕忽被害者人命、要求廢死而輕忽死刑嚇阻威力（他們只從犯罪統計數字而不從內心警戒、社會教化功能看問題）。政府則從食安犯罪、雞瘟及流感蔓延、登革熱擴散、菜價前所未有飈漲，到各地隨機殺人層出不窮，甚至貨櫃船觸礁造成生態浩劫，都嚴重失能失職，處置散漫，效率低下，毫不在乎自己（政府本身）的最基本職責是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社會失去共同的價值規範，導致思想混亂。明明是教化不足的社會，卻有一批人道人權高標準者及法官，堅持廢死、不判死，而不去相對關心受害者人權（尤其其家屬的心理創傷）及社會教化。這樣的失衡必定走向社區衝突、社區解組，並給予僥倖之徒「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的錯誤認知。一個失去共同價值規範、對廢死振振有詞、對警方醫院收治危險精障分子（有暴力、恐嚇、威脅社區安寧事實者）大加譴責的社會，隨機殺人案怎會遏止？殺人者怎會不用精障理由為己脫罪？更何況殺人者在獄中吃好睡好，用人民辛苦納稅錢享受「犯罪報酬」，這不是在鼓勵更多犯罪及殺人嗎？
社會必須先有共同的價值規範，才能談到諸如廢死、獄中享受之類高標人權。而共同的價值規範來自從小教化，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盧世祥《Hello Kitty不見了》一文指出：「台灣社會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治時代生長的一輩，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要自我要求，也要為他人著想。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但隨着未經生活教育的戰後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台灣公德退化，至今未見扭轉：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無視紅線路邊亂停車、斑馬線不讓行人、在人行道騎車、焚燒紙錢污染空氣----，以致台灣的公眾行為水準，遠不如文明先進社會。」
這樣接近加害型而缺乏自律的社會，還要替加害者大談高標人權人道，而不是幫最多也最普遍的受害者談救濟及犯罪防治（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中說：「小孩的荏弱無助，總是讓狠心的大人更加熱血沸騰、肆意虐害。」），真的有點「捨本逐末」、「邯鄲學步」了！
至於政府嚴重失職失能，且不提重大政策錯誤造成誤國誤民。如明明是一個「大中國屋頂」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各表」「兩岸對等」關係，被玩成了「一個國家內部關係」；如九二共識的「求同存異」，被玩成了「同屬一中」（二者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中國屋頂」不見了）。馬政府還替中共幫腔，要逼蔡英文接受「台灣地方政府化」的「九二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