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項「舊制度」中，在魯迅筆下會「吃人」的儒家倫理，最為知識分子詬病。取而代之受到歡迎的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而在知識生產方面，西方現代的「賽先生」（Science；科學）則備受提倡。除此之外，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也乘著這波運動成功推行，這個文體改革並非僅僅改變人們的行文與創作，更在日後促進了教育的普及。
醞釀中的不同「救國」路線，日後不同的五四記憶
在一戰結束當下，威爾遜（Woodrow Wilson）《十四點和平原則》中的「民族自決」概念，讓當時的（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欣喜若狂，其中也包含中國的意見領袖，比如胡適與陳獨秀都曾因此視威爾遜為人道主義的表率。不過，在由美法主導的巴黎和會過後，亞非的被殖民者們開始察覺，列強的外交政策實質上仍由帝國主義掛帥。特別是《凡爾賽條約》中山東的歸屬，更令中國知識分子對威爾遜感到失望，除了在當下使他們五四運動中大力反對中華民國疲弱的外交手段，長遠而言，也使他們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各種來自西方的「主義」。
其中有部分人士，在對美國為首的強權大感失望後，毅然轉而投向國際當時的另一勢力——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將社會主義思想引介到中國。這些變化都與五四牽連甚深，因為這場運動引燃了迫切期望改革的風氣，方才在社會中營造出吸納、翻譯、討論各家西方思想的公共空間。因此，在中共的敘事中，正是五四運動促成了布什派在亞洲的興起，為日後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崛起鋪下墊腳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更訂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以茲紀念。
而在其他地方，五四則成為民主與自由的代名詞。亦有論者認為，這場社會運動不僅對於中國而言意義非凡，也鼓舞了當時海峽彼岸的台灣知識分子、以及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對日後在日本殖民政權下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起了激勵的效果。不同歷史意識對五四運動的多元記憶與詮釋，反而更加彰顯了這場百年前社會運動的劃時代意義，及其對中國與東亞這百年來的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