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一九六七年生，台港兩位作家駱以寫、董啟章以一年書信往返，筆談創作途中風景，困頓常多於歡愉，彷如在各自的荒墟探險之夢中尋找出口又是自難自苦地更深入，並對這時代整體遭棄廢墟般的失重荒蕪感的持續總體檢。文中，「瘦」的是董，「肥」的是駱，不論肥瘦，他們以沈靜的文字，為彼此的孤獨療癒。
瘦：
這個題目何其悲傷，我想到托塔天王李靖，當他兒子犯下天條殺了龍王，他是要擎起神兵，將那犯天條的兒子擊斃，所以才有哪吒刮骨還父、剜肉還母─「人間身分的放棄」。其實我青少年時跟一群「壞朋友」鬼混，有次捲入一勒索事件，主要是對那時我的理解，我們勒索的那傢伙是個非常壞、欺善怕惡的爛咖。但這事被教官查到了，對方的父親是那年代，人事行政局的高官，來我們學校時擺著陣仗，我們學校總務主任、人事主任、教務主任排成一排恭敬迎接。這事讓我父親覺得非常羞恥，他讓我跪在祖先牌位前，說「我們駱家沒有你這個後代」，他一個月不和我說話，視而不見，等同斷絕父子關係。對他而言，打架、被學校退學，這些都是混帳事，他可以揍我，處罰的儀式後他可以原諒我，問題是「勒索」這麼可恥的行為（我哥們且把錢花了），那讓我父親無法在他相信、實踐的儒教義理價值，找到可以迴旋變幻、辯說的任何形式。那就是實實在在的惡，所以他的處置方式，是某個切面的托塔天王，「當我沒生你這孩子」。那在我青春期的印象是，我被「人間失格」了，那樣的我像哪吒一樣，父給予的「道德肉身」在這個層次上被收回了。
如果要藉蓮蓬、荷葉、荷花為「新的道德存有」，我想或許二十出頭時，那時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福克納、三島，「惡」的繁花是那樣進入我的體內，我一直沒想像過「如果我的孩子，犯下了那樣的罪？」很長的時間，我想的是「我犯下了那樣的罪？」譬如柯慈的《屈辱》，我（或我身後延伸向我不知的歷史）掉進了那麼難解、無從解的「罪的深井」，社會化的、鋪天蓋地的法律、道德、人群語境，都宣判你進入一「不再有渥茲華茲浪漫主義之美的光焰」，一個極窄的恥辱的世界。事實上，他被迫扔進一個「用教授的權勢強姦女學生的無從辯解的恥辱狀態」，像一尾小丑魚被海葵的千萬觸鬚捉住，要到灰白死去為止。一如傅柯說的中世紀那些監獄或瘋人院，他們一生犯下那光怪陸離的惡行，像夢遊者、無人間語言能解釋的殺父母親人、連續殺人，最後，留在檔案裡的關於這人的一生綜觀，短短的記錄「像一行詩」。
鄭捷的地鐵無差別殺人事件後，台灣有人在文章提及卡繆的《異鄉人》，那是什麼？如果用小說，幾乎已去過人類各式各樣「惡之地窖」的小說，我們大腦裡的觸鬚去想像、趨近理解，為什麼會作下這樣的惡？將別人的頭砍下，在公車上集體輪暴一個女孩，《CSI》或馬修‧史卡德的城市裡各式各樣殺人的行為、動機；文革時為什麼他們會匿身進一瘋狂的群體，旁觀著或加入對某個落單者的施暴，把自己獨立思考的獨特性完全繳械；「為什麼」這件事就耗盡了我啟動小說的「同情和理解」，「為什麼會失去人類的文明臉貌？」真的，我從未想過「如果是我的孩子犯下那樣的……」一直到你提出這個問題，我心中暗想「啊！你是比我進化的心靈」，也許我在「父親」的角色上，始終和鄭捷的父親，或那些殺人犯的父親，那些惡人的父親一樣，除非惡的黑盒子被撬開了，否則你永遠童話的相信你的孩子是那個柔軟的天使，是那個害羞的小孩，如那些法庭上的證詞「他是個很乖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