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台灣青年，儘管受日本皇民教育長大，讀書人自覺自醒的智識能力並沒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消失。
一次大戰後的二十世紀初是個全球啟蒙的動盪時代，印度獨立運動在甘地領導下日漸茁壯，日本本國內有憲政改革浪潮，中華民國也辛亥革命建國初成。台灣人在被殖民的困境中，面對迅速衝擊改變的世界，從啟蒙到自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創辦《民報》、追求文化主體與政治自主之餘，心中也存有對歷史中國的憧憬，對政治新中國的幻想，特別是當時中國五四運動知識菁英如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新青年，亟欲打破「暮氣攻心，奄奄斷氣」封建威權的文化革新運動，與台灣人想擺脫帝國統治，追求台灣新生命的奮鬥不謀而合。
《紫色大稻埕》這邊看：
當時，留美完成康乃爾/哥倫比亞大學學業歸國，倡導文學革命，力推白話文的中國北京大學教授胡適 1919年在《新青年》發表的舞台劇《終身大事》，及其大力推崇的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顛覆傳統的劇作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等，都是想要擺脫窠臼壓抑，追求新文化的台灣青年心目中「有為者亦若是」之繆思與啟蒙。
中國歌曲如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歌詞內暗藏之仰首芳草碧連天，遠望祖國山外山的詩意澎湃，自然也成為對孫中山革命建國有著浪漫憧憬的台灣知青私下學習中國語言、寄情革命、追求民族解放的歌曲之一。
《送別》原作曲者為十九世紀美國東部醫生作曲家 J.P. Ordway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寫的小品音樂 《夢迴故里》(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1851) ，作品流傳到日本後深受日人歡迎，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將之改編為日語版的《旅愁》。20世紀初留學日本在東京美術/音樂學校唸書的李叔同聽到日本改編版後非常喜愛，詩興大發也著手將原曲配上中文歌詞，成了傳頌至今耳熟能詳的《送別》。
李叔同筆下天之涯、地之角、知交無幾人的惆悵孤伶，意外地成了被日本殖民政府壓抑的台灣人內心無言的情緒抒發。這也就是為什麼電視劇《紫色大稻埕》中，如泣似訴的「長亭外，古道邊」會成為蔣渭水，陳植棋等人出現時的背景音樂。
事實上，不論對歐洲精緻古典文化有多憧憬，不管對海峽對岸的新中國有多少幻想，二次大戰結束前，海島台灣人的集體意識都一直很清楚地存在。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與 Charleston dance的爵士鼓樂搖擺不了台灣人的文化認同，日籍音樂老師口中的日文歌《春天來了》無法讓台灣人委身皇民，同樣的，弘一大師的《送別》不論多受歡迎，也終究無法取代日本殖民統治者壓不扁的《丟丟銅仔》讓台灣人變成中國人。
文化無祖國，音樂美術也無祖國，只有共同生命經驗才是歷史情感的歸屬。《紫色大稻埕》呈現的，就是屬於台灣人豐富獨特的移民海島文化認同， 戲中澎湃多元跨國界的背景音樂搭配，加上當時蓬勃發展的美術社會運動，就是當年東西文化衝擊中的台灣人廣納川流，蓬勃而起追尋主體最好的呈現。
文／葉綺玲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世新大學英語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