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凱因斯假設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有個上限，抵達了上限，人便感覺滿足，不必繼續用消費來餵養人的需要。在這個前提下，生產力提高，工作時間自然減少。凱因斯顯然不是心理學者，他不知道人的心理因素——例如羨慕、嫉妒和恐懼——擁有取之不盡的加速度，永遠會跑在物質的進步之前。
另一個原因則是經濟體系各個個體（個人、公司、國家）彼此間無可避免的互動關係（史紀德斯基用的字眼是power relationships）。
不幸的是，這種關係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結構中，越來越以競爭為主調。
可不是嗎？當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新鮮人僥倖獲得一個機會，唯恐從指縫間流逝，誰敢不賣命表現？
資本主義盛行，工資工時環環相扣
當科技逐漸鯨吞蠶食人的工作機會，景氣雖然復甦，失業率仍然令人觸目驚心，哪個職場人不戒慎恐懼，努力證明自己任勞任怨、性價比不遜於機器人，制約反應般地自動加班？
當停滯不前的工資趕不上物價指數，房價卻仍然不斷飆高，薪水階級增加工作時間是不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當職場的升遷機會越來越少，升遷後的回報卻越來越高（例如1970年美國CEO的薪資是一般工人的30倍，40年後的今天是263倍）。職場如競技場，每個人為大獎所激勵，誰不樂於工作，拚死效命，爭取脫穎而出的機會？
當公司與公司在自由市場上做生死存亡的競爭搏鬥時，數目較少的員工每人工作較長的時間，和相反的多員工短工時，何者更能呈現經營績效？當營業額與員工人數比（revenue per employee）被視為關鍵績效指標，經理人是否更義無反顧地賠錢裁員、賺錢也裁員（沒被裁員的員工於是自動延長工作時間），然後心安理得地去領取那隨職位升遷而巨幅放大的獎品？
當先進國家以追求GDP成長、提高生產力為政策指南，政治人物仰仗巨額金錢捐助以挹注龐大的競選經費，開發中國家又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打造優良的投資環境，企圖加速GDP成長，如何能產生有效對策來逆轉非法定的工作時間不斷增長？同時又如何能降低法定工時？
高失業率，M型社會，低階薪資停滯高階收入瘋漲，和不見縮短只見增長的工作時間如是因果循環，環環相套，這是一個全球結構性的問題，越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問題越嚴重。
屬於台灣的工時問題特性
這樣的全球趨勢下，台灣自然不能倖免，不過台灣也有其特殊的本地問題。
台灣產業發展的現狀問題，無論朝野官員學者如何各自解讀，至少有兩個方向鮮有爭議：
一、台灣必須加速產業轉型，縮短轉型的陣痛。轉移製造業的重心，從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加工，盡速升級為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及設計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