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舉正（老化南新村住戶，台大哲學系教授，父親苑覺非曾任國立員林實驗中學校長，安置過在澎湖713事件倖存的流亡山東子弟，苑覺非先生也曾任政大中文系講師，口述方式整理）：
化南新村是全國最好的「眷村」，花一點錢整修，就會是恢復舊觀。我曾經去參觀過胡適故居，因為胡適是中研院院長，故居的設備非常好，當時有人問：民國50年代臺灣哪個人家裡會像胡適故居有抽水馬桶？我便舉手了，「我小時候住的化南新村就有」。化南新村因為當年是給政大教授住的，當年蓋時，使用的建材、設備都非常好，比方國防部蓋的軍人眷村要蓋到這種格局，要將官以上，目前台北市保留的公教眷舍，像化南新村這樣的一大片很少見，能保留下來是很珍貴的。
我學哲學，哲學裡「文化相對」的概念，我很小就有具體認知。小時候住在化南新村，來自中國大陸各方人士皆有，都是來臺菁英。像早期外交系的胡翼教授，是外交系系主任，有讀書人的風範，他的女兒胡泰安當時是化南新村的大美女；又如中文系教授高明，剛從新加坡回來，儒學教授熊公哲教授（政治學者熊玠的父親），這些來自四方的教授有的來自東北，有的留日，有的是北平人、浙江、上海人，（我居住時的民國50年代，化南新村的主體是東北、北平人）我老家則是山東，在化南新村，你可以看到來自江南的家裡乾乾淨淨的，走出來的人頭髮都梳得油亮油亮的，我家則是山東人的爽朗個性，四方來客川流不息。在化南，讓我學會中國大陸的「活地理」，各方口音都能聽懂。一直到現在，我去大陸演講，跟中國大陸人士溝通，大家完全聽不出我「來自臺灣」的口音，完全沒有障礙，這都要歸功化南的影響。
化南新村有個特色。政大教授多是讀書人，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我五歲就被送到政大實小，提早入學進小學讀書。政大實小是貴族小學，當時是政大教育系教授自己出來主辦，每年級只有一班，我感覺化南孩子當時是很有階級的優越感的，那當然是威權時代的產物。其實那種優越感，很難究責是非，那真的是文化相對的不同。舉個例子，下雨天，都念政大實小的兩方人馬（化南新村的小孩與政大農村地主的小孩）在政大實小幼稚園前面路口相會，一方是黑皮鞋、帶傘，一方是赤腳、蓋塑膠布，這就是當時的文化結構。
我感謝住在化南新村的環境，當年的成長與歷史，讓我學會「文化相對」的概念，過去的時空氛圍，甚至對土地的概念都不一樣了，而要維持化南的原貌，變成一種認同的選擇。時至今日，我童年的回憶，變成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認同」，我們外省人的離亂背景，變成一種不被認可的經驗，我們的族群變成自我消解的族群。真是歷史的陰錯陽差，因為民國38年國共的內戰，有了化南新村這樣一個住的這麼多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外省籍教授的居所，這的確也是真實的「臺灣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