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台灣人是由各種族群構成的,和台灣坐飛機相隔不到三小時的越南,不但地理位置相近,現在就連心也越來越相近了。不論是嫁來台灣還是來台灣工作,越南人等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早已成為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
台灣社會的外配、移工,離鄉背井到台灣打拼,希望可以透過來台灣工作,完成自己的夢想。透過公視的紀錄片《我們在這裡生活 他們在臺灣與越南間漂浪遷徙》,看看新住民們在台灣所遇到的文化、經濟差異與困境。
再多的苦,都是為了夢想
紀錄片中,在火鍋店打工的定邦其實是台灣「新二代」,1999年於台灣出生,媽媽是越南人,爸爸是台灣人。11歲,父親與阿嬤相繼過世,母親為了躲債帶著他逃回越南,學業也因而中斷,習慣四海為家。直到15歲才回來台灣,開始靠打工謀生。
為了維持生活,打工是不得以的,定邦晚上在火鍋店打工,每天都得端盤洗碗,還得在高溫的鍋爐間徘迴,定邦說:「1小時140(拍攝當時),1個月應該會有11000到12000,就是為這140塊工作。」假如一個禮拜工作五天,一個晚上工作4小時,等於一個禮拜能工作20小時,一個禮拜也才賺了2800元台幣而已,這樣換算下來,一個月得在那樣的環境下工作至少85小時,才能賺到定邦所說的一萬多元,真的是非常辛苦。在扣除工作後,屬於定邦自己的時間真的不多,儘管如此他依舊懷抱著一個夢想,一個想成為導演的「電影夢」。
休息之餘,定邦會把所剩無幾的時間全投入到「學習電影」上,不過學習電影得花不少錢,而且定邦也已經中輟了,所以他學習電影的方式就是到白天到大學旁聽,晚上再回到餐廳打工。「我不喜歡浪費時間,我覺得以前浪費太多時間了。」定邦因為曾在越南荒度3年,所以現在的他很不喜歡浪費時間,就連坐公車時,他也想把握這點零碎的時間,想多看一點電影的書籍。
至於為何會迷上電影?他是受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的啟發。原來在跟母親逃到越南的那些日子裡,只要一有空,定邦就會去看電影,他說:「我小時候覺得電影很難,剪接的邏輯或是連戲的東西,我覺得這一定很難。」直到15歲時,他偶然看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這才改變了他的想法,「擺一顆長鏡頭,一場戲就一顆鏡頭就完了,我覺得好簡單,那我也要拍」也許那時的定邦對於拍電影還懵懵懂懂,但他此後還是一直朝著夢想前進。
單親、外配之子,讓他飽受辛酸
過年這天,紀錄片的鏡頭跟著定邦回到了爸爸位在嘉義的老家,定邦在爸爸住過的房間裡,找尋著一點與爸爸的聯繫。定邦說:「不知道為什麼?爸爸過世的時候……我沒有哭過。」看著20多年前爸爸蒐集的郵票,以及泛黃的照片,定邦表示:「小時候,我覺得我爸跟我媽是全世界最帥的、最美的。」可惜定邦的爸爸過世時,定邦只有11歲,所以對於爸爸的印象不深,比較多的反倒是他罹癌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