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蒂安靜坐在沙發上，等著社工跟她談話。水汪汪的眼睛，藏著淡淡愁緒。直到進入會談室，社工輕聲問她，在台灣過得好嗎？印尼的家人都好嗎？瓦蒂終於禁不住委屈的心情，眼眶紅了起來，告訴社工，我來這裡，是要工作，不是要被這樣對待的….
「我在這裡，真的很苦…」，瓦蒂哭著這樣說。女雇主的先生車禍，半身癱瘓，需要看護隨身照顧，並且要求每小時都要按摩。但是，即使失能，先生還是有其性需求，總是趁著瓦蒂協助他從輪椅上起身，或是準備餵食藥物之際，撫摸瓦蒂手臂和私處，得逞時，臉上露出滿足的微笑。按摩時，也會要求瓦蒂針對特別部位，讓他舒服舒服。瓦蒂若是不悅，明確拒絕，先生就大發雷霆，翻倒所有食物杯盤，留下一地的垃圾菜餚，讓瓦蒂更難處理。而太太，不知是否看出先生的怪異舉止，總是要瓦蒂配合先生的要求，儘量聽話，先生就好伺候，不會亂發脾氣。但是，一旦看到先生對著瓦蒂傻笑，太太又吃起飛醋，莫名地發脾氣，挑惕瓦蒂的工作表現。
在長期照顧壓力日顯沈重的台灣社會中，瓦蒂的案例僅是冰山一角。在家庭內工作的移工，不僅因為工作場域的封閉性，遭受雇主及其親友侵害的風險較高，一旦侵害事件發生時，也因缺少有力證據，不利於訴訟進行。同時，因為照顧工作的性質使然，移工受到被照顧人騷擾猥褻的情況，所在多有。但是，這些狀況總被仲介或雇主忽視，認為只是照顧工作的附帶品，技巧性躲過或忍耐就好。即便移工與被照顧人的女性家人已有良好關係，但是，一旦事件曝光，家人多半選擇保護自己人，將所有過錯推給移工。
同為女人，瓦蒂很了解太太的無奈，同情她的處境，儘量小心身體接觸，避免引起太太或先生的怒氣。但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當她無法忍受，向太太說出實話，提出轉換雇主的要求時，一向待她和善的太太卻立刻變臉，罵瓦蒂說謊，說她忘恩負義，要把她遣送回國。萬般恐懼中，瓦蒂只好趕快打了1955，警察接到電話，立刻到家裡把她帶走。
根據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的統計資料表示，101年至106年間，其所受理外籍勞工申訴性騷擾案件數，分別為232、319、346、316、289及278件；性侵害案件數分別為86、64、65、49、42及40件。其中，性騷擾案件比例甚高。實務工作中，勵馨也看到，許多性侵害案件發生前，都有言語及肢體的騷擾行為，一旦當下未有效制止，或因仲介或同鄉友人的「善意」提醒，「你有證據嗎？沒有的話，會被雇主反告，送你回國」的恐懼中，移工摀住求助的口，心驚膽跳度過每一天，直到更嚴重的侵害事件發生，才不得不走出來。而其後果，不僅傷害移工本人及其家庭，更讓台灣社會蒙上更大的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