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差別太明顯了。如果留在台灣，所有這些事大概通通都不會發生。坦承自問，如果她留在台灣，武漢愛樂來邀她去演出，我都沒有把握自己會建議她應該接受。武漢愛樂的邀約，是她為自己光榮贏來的。再前一年，她第一次去武漢演出，和樂團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當年樂團團員回顧投票，將她選為希望能再合作的獨奏家，但這份光榮邀約，在台灣的環境中，敵得過考試的壓力嗎？
「會考」五月就要考了，花時間練新曲子，三月跑去武漢演出？可以嗎？我能想見，周遭所有的人，學校、老師、同學都會用什麼眼光看待這件事，而且我說了，連我都沒有把握我自己會站在什麼立場──考試，還是演出？
悲哀的事實，在考試的威力下，連這樣的光榮邀約，相對都沒有份量。那麼一切也就很明白了：要是她沒有離開台灣，那麼這一年，她的人生只會剩下──考試、考試、考試，其他都不可能發生。
一邊是考試、考試、考試，除了考試沒有別的；一邊是她去了德國之後發生所有的事、所有的經驗、所有的挑戰、所有的成長。這兩者之間相減，明明白白就是「機會成本」，就是考試占走、奪走的生命成長機會。不伺候、不應付台灣的考試教育，她的人生確確實實就增加了那麼多！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勇敢地為孩子改變：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