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之外，九二一重建累積了許多政策和社會經驗。黃榮村指出，全球正面臨嚴峻的氣候變遷，對台灣影響最重的除了極端降雨，還有海平面上升，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曾把台灣列為高危險國家，以西海岸來說可能上升達80公分，勢必要有大量的遷村，可能要遷幾百萬人。
然而，九二一經驗卻告訴大家，遷村極為困難。黃榮村提到，九二一後有些地質敏感帶，真的不適宜再住人，政府和民間合力勸導居民遷出，他記得慈濟基金會曾許諾若願遷到安全地點，一家可以給予300坪的土地，還是沒人願搬。隔年發生桃芝風災，在接連災害的放大效應下，才好說歹說把一些村莊搬到山下的永久屋，後續卻仍然有許多抗爭。
不論是漢人安土重遷，還是原住民看重祖靈的土地，即便發生嚴重災難，災後心心念念地還是想回到原來的居住地。黃榮村說，面對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執政者需未雨綢繆，從國土規劃下手，及早圈列易致災區域，透過溝通防範未然。
負面案例放大報導 災後重建不利
九二一地震至今20年，許多災難不斷發生，黃榮村觀察到，隨著媒體環境的轉變，執政者面臨更大的挑戰。每逢災難發生，政治人物無不心驚膽戰，在國外出差的一定要提早回國，到災區要注意災民觀感，不能坐裝甲車，「台灣從正面來看，有患難與共的精神，但沒事罵來罵去也很多。」
黃榮村認為，整體來說台灣社會的正面案例，還是比負面多很多，但媒體往往將負面擴大。舉例來說，台灣的自殺率在災後10個月就恢復到正常水準，已是國際罕見，但偶爾還是會有人承受不住而輕生，這些個案會被媒體聚焦，讓大家以為九二一都過去那麼久了，災區還是活不下去。
又例如重建工程標案2萬多個，兩三年過去，可能有100多個工程還沒到位，佔比非常小，但媒體卻挑出這些，批判重建牛步。學校重建就常背負罵名，尤其是委託民間的案子進度飛快，有時候都建好了，公辦重建卻還沒開標，但其實是設計花了很多時間，必須兼顧使用性、防災和當地文化。
黃榮村很無奈，「這就是忽略了『分母』，新聞媒體集中報導負面案例，影響民眾對災後重建的觀感。」
過去20年，黃榮村一直跟許多九二一的工作伙伴保持聯繫，發現大家都很珍惜這段時光，雖然過程充滿波折，從一開始的震驚、無力，到茫然之中走出一條路。許多原本台灣省政府的公務員本身也是受災者，處理起災後重建仍全力以赴，把它當成是一生為國為民公務生涯的「最後一戰」。
不過，許多兢兢業業的公務員，後續卻得面臨一個接著一個訴訟。黃榮村為他們抱屈，九二一後很多鄉鎮市行政官員被調查、被告，被人批評沒有好好利用善款。儘管多數案件最後都不成立，這些公務員卻在等待判決之中精疲力竭，讓人感受到人心的脆弱，尤其在面對災難時，易有懷疑和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