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不完的巡迴」引人入勝之處，在它的「無可預期」：每天的歌單都不一樣，即使有熟悉的曲目，也都徹底重新編排，不到迪倫開口唱第一句，你多半壓根兒猜不出是哪首歌（有時候咬字實在含糊，開口唱了也未必辨認得出）。簡單講，你既不知道今天會聽到哪些歌，也不知道它們會被改成甚麼樣子，更不知道今晚的迪倫會在甚麼狀態，每一場演出都是歌迷的賭博。押對了寶的，將聽到令人痛哭流涕星火四濺的顛峰演出，值得說與子孫聽。運氣不好的，則將聽到所有旋律都被簡化成一兩個音，而每一句傳誦多年的偉大詩行都被他含糊呢喃帶過，一首歌彷彿一口卡在喉頭的濃痰，吐不出嚥不下。
迪倫極少接受訪問，有幸面覲的記者經常問起的題目，便是「為甚麼要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名曲改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認？」迪倫有兩種答案：首先，跟他一塊兒錄過唱片的樂手多矣，若要精確重現唱片裡的聲音，得把當年錄音的樂手通通請回來：「那樣一來，舞台肯定擠不下的。」另一種回答更有意思，迪倫說：他的同輩，許多人都做出了「完美的唱片」，所以他們必須在舞台上「重現」那完美。但「我的唱片從來都不是完美的，重現那些東西毫無意義」。
既然「重現」毫無意義，夜復一夜的演出，就只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一如爵士樂手讓耳熟能詳的「標準曲」演化出繁花似錦的即興版本。這創造的成果只存在於當夜的舞台，除非你口袋藏著錄音機。而即使你用最好的器材偷偷錄下這一夜，一張「靴腿」（bootleg）又如何能取代身處現場的經驗？於是許多樂迷排除萬難攢錢去「跟」迪倫的演唱會，一口氣聽上七場、十場，就是不想錯過那夜夜變幻的「創作當下」。
一九九七年二月，迪倫日本巡演十一場，我看了四場。並不是每一場都客滿，演唱狀況也未必都「押對寶」，然而我心滿意足，別無所求。我知道，即使他以後不再發表新歌，只在舞台上持續這永不休止的實驗，我們仍有機會目睹這壯盛的創作成果。
我們當時都不知道，迪倫赴日巡演之前，剛剛在邁阿密錄完全新創作的《被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專輯。這年春天，迪倫心臟遭細菌感染，大病一場，他說：「我都以為要去見貓王（Elvis）了。」然而這場病，似乎把他前此的霉運與蕭條一掃而空──九月新專輯發行，拿下葛萊美獎年度專輯，迪倫踏上了搖滾史或許最不可思議的「重攀顛峰」之路：二○○一年，他以〈世事不再〉（Things Have Changed）拿下奧斯卡電影歌曲獎（後來迪倫帶著小金人獎座巡演，總把它擺在舞台音箱上），千禧年後的三張創作專輯《愛與竊》（Love and Theft，二○○一）、《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二○○七）、《共度此生》（Together Through Life，二○○九）不但大獲好評，後兩張更攻下了全美專輯榜首。他的自傳《搖滾記》（Chronicles: Volume 1，二○○四）不僅上了《紐約時報》年度榜，還提名美國國家圖書獎。二○○八年，他獲頒普利茲獎。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紀錄片《歸鄉無路》（No Direction Home，二○○五）和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形式特異的傳記片《巴布迪倫的七段航程》（I'm Not There，二○○七），則讓千萬觀眾重新體會了迪倫對一國文化與幾代人集體記憶造成的巨大影響。
短短幾年，他儼然成了最熱門的「人間國寶」。迪倫面對這種種風光，淡然一如他面對九○年代初的蕭條低調。近年，迪倫蓄起八字鬍，戴上牛仔帽，臉上皺紋愈來愈深，身形倒是愈來愈苗條。他依舊一年巡迴一百多場，依舊極少接受訪問，倒是客串了三年的廣播DJ，言語詼諧而極富磁性，並再次讓我們對他廣袤幽深的音樂品味咋舌不已。
一九九九年，我又去紐約看了幾場迪倫演唱會，多是在萬人級的大場館，排場之闊，與兩年前的日本巡演不可同日而語。兩相比較，尤其慶幸當年看了他「重回高峰」前夕的演出，乃知道迪倫始終未曾動搖──無論面對的是一個傷心的情人，抑或二十萬眼睛發光的朝聖者。他一直都是那個闖蕩江湖的走唱歌手，裝著一腦袋的掌故，一口袋的歌。給他一個吻或一角銀，他便把故事唱給你聽。那壓在他肩上的一整世界的重量，其實早已不是負擔，只是我們未必看得出來。
＊作者為知名廣播節目主持人，作家。出版《昨日書》、《歌物件》、《耳朵借我》等書。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昨日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