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攻擊或貶抑型都具有高度目標性。攻擊者經常針對特定群體貶抑傷害，個人只要隸屬這些身分類別，就可能被烙印標籤，遭受仇視。
公道在人心，讓仇恨言論「越辯越明」？
紐約大學教授沃德倫（Jeremy Waldron）在《仇恨言論的傷害》（The Harm in Hate Speech）中提及，仇恨言論不能被視為單純的「言論」，因為煽動對特定群體的仇視、貶抑才是其目標。換言之，仇恨言論的實質作用、影響不應被忽視。
廖福特認同法律有責任消弭歧視，他認為
這也是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二層次：當歧視仇恨、偏頗性攻擊損害了另一群人的權利，應該受法律規範介入，但立法內容需要細緻討論。
「我們基本上不會同意國家事前審查，而是事後以刑法或行政法論處。」
然而，反對管制的其中一種主張認為：真理越辯越明，限制只是讓仇恨言論地下化，根本方法應該交由公共論辯。廖福特並不贊同。他解釋，「言論自由能讓民主更落實」是支持言論自由的一項論述基礎，但這並非單一內容，還必須牽涉其他內涵，比如：改善創造更好的公共論述空間，讓社會成員都能平等參與。這正是限制仇恨言論的目的，換言之，
任由仇恨言論擴散蔓延只是造成民主傷害，無法促進公共思辨和討論。
「仇恨言論不是越辯越明的『真理』，一旦任由它公開談論宣揚，就已經對弱勢群體造成侵害。新住民都沒水準、原住民都好吃懶做，這些議論是越辯越明嗎？或其實是破壞民主對話？」廖福特嚴肅地反問。
法律無用？看看三十年前的女性處境
然而，以法律對抗歧視仇恨真的有用嗎？這恐怕是許多人內心的懷疑。畢竟歧視貶抑不見得都是「窮凶惡極」，更常來自傳統偏見。
廖福特以性別處境回應，他回憶起自己的成長經驗，「我讀大學時，法律系只有五分之一是女生。更往前追溯，我阿嬤常常罵我媽，女孩讀那麼多書幹嘛？沒有用啦！」過去，這些「常情」實實在在是許多女性受壓迫的處境。如今，女性結婚就該辭職顧家、懷孕就資遣，已不再被視為理所應當。
翻轉歧視除了性別運動、教育的長期著力，其中一個關鍵力道是：性別平等法令，透過法律標誌出標準和界線，實際扭轉不平等的現實待遇，限制各種權利義務如繼承、職場規定等。性別環境的改善，提供一個正面的好例子，廖福特強調，
法律具有「樹立價值」的意義，應更優先確立民主人權的標準，不論是刻意攻擊或無心歧視，透過立法可以直接限制這些壓迫。
怎樣算仇恨歧視？實踐中答案更清楚
法律介入意味著必須設下一道言論界線，但是我們真的能清楚拿捏仇恨言論的界線？那條紅線到底該怎麼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