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苦心沒有白費，他在中國的朋友越來越多，混的也越風生水起。但萬萬沒想到，傳教大業卻橫遭打擊：支持他們傳教的兩廣總督陳瑞離職，新任兩廣總督將他們逐出了天寧寺。怎料禍不單行，當利瑪竇在新結識的中國朋友的幫助下，得以在廣東韶州傳教時，他的兩個助手卻又相繼去世。恩師羅明堅也返回歐洲。但利瑪竇卻堅持留了下來。在這時的他眼裡，除了傳教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他留在中國做完：把中國的儒家經典，完全譯成拉丁文。這個工作，他做了幾乎後半生，即使最孤獨的時候，也從未中斷。
而在幾次傳教受挫後，利瑪竇也洞悉了晚明的社會形態。這為他的傳教事業，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戰場：書院。在很多中國朋友的幫助下，他得到允許，可以在書院裡講解西方科學知識。
明朝文化發展到中後期，傳統的理學思想不斷遭到批判，逐漸成為熱潮的心學思想，崇尚學術自由平等，倡導辯論探討。而身負教育之責的書院本身，更成為自由學風的載體。利瑪竇，也開始借助這個東風。
之後的很多年，利瑪竇的足跡，都以書院講學為形式。先是在其中國弟子瞿太素的幫助下，得以在韶關書院講解西方的科學知識，引起當地轟動。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他由南雄刺史王應麟陪同至南京，打算先進書院講學，然後謀求傳教，卻被當地地方官下了「不予接納」的禁令。進退維谷間，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抛出了橄欖枝，在江西南昌，利瑪竇與酷愛天文的陸萬垓暢談，交流東西方天文學的差別。
在陸萬垓的幫助下，利瑪竇獲准在明朝著名學府——白鹿書院講學。他詳細地講解了東方日晷記時與西方記時方法的優劣，並闡述了西方天文觀測和日食測定的基本理論。次年九月二十二日，利瑪竇成功預測了當天發生的日食，從此名聲大振。
比起早年在廣東修建教堂的做法，利瑪竇在江西做出了改變，他一不修教堂，二不公開傳教，反而借鑑《四書》裡的段落，將天主教的「上帝」與中國傳統的「上帝」合二為一，透過交流西方科學知識的方式潛移默化傳教。這種傳教方式，後來被他歸納為「南昌傳教方式」。這時期的利瑪竇，傳教成果顯著，而他本人也習慣了穿儒家袍服，蓄中國式長鬚，一派儒生形象，也得了一個尊稱：泰西儒士。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崧燁文化《圈子‧段子之大明帝國日常生活直播》(原標題：最強傳教士利瑪竇)
責任編輯/柯翎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