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著作中譯本「學術這一行」，史丹福大學前校長唐納·甘迺迪提及，大學教職待遇或許低於業界，但也享有校園自由的工作環境，這是當事人當初步入黌宮的選擇，此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段文字提到，當了校長也荒廢了10年的研究工作，缷下校務的重責大任後，讓他感到最高興的就是終於可以再回到實驗室，重新拾回學術研究的生涯。
台灣學界的重病徵兆反而在於少數學閥圈地築起的高牆，嚴重地壟斷學術資源，對教育行政與學術研究未作適當的區隔，羅爾斯在評論社會正義時，主張資源的分配者與使用者之間應該存在一道無知之幕，然而學閥擔任教育行政主管，混淆資源分配者與使用者的角色，為鞏固勢力及壟斷資源，容易形成小圈圈及近親繁衍的現象，當然會阻礙高等教育健全與正常的發展。
總之，台灣公立大學教職固定基本薪資，輔以彈性薪資及衍生業外收入，衡諸台灣社會條件，衹要能夠賦予年輕學者公平的發展機會，並允許綜合所得差異化，這樣的薪資結構基礎尚稱穩固。然而，學術這一行在資源的分配與使用之間，應該存在一條不可跨越的界線，教育行政與學術研究有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利用行政職權在研究資源上自肥，行政層級拾級而上，實驗室愈做愈大，論文發表愈來愈多，此等現象嚴重地模糊了義利之辨，這一點倒是特別值得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參考。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系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