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之後，大隈優異的英語和談判能力，受到當時的英國公使帕克斯的高度肯定，因此在明治政府的官職跟著水漲船高。他先後出任參議、財務大臣、外務大臣等重要職務。大隈在財政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在一八七二年底積極推動「陽曆改制」，並要求在兩個月後立刻上路。
事實上，大隈重信推動改曆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沒錢。當時的日本，植產興業的成績還沒有展現，但改革工作的推動，已經讓政府財政陷入了困境。正好一八七三年是陰曆的閏年，有十三個月，如果改曆，政府就只要發十二個月的薪水。甚且，陰曆的新年比陽曆的晚，因此提前過新曆年，一八七二年就只要發薪十一個月。也就是說，如果推動改曆，政府在一八七二跟七三兩年，就一共只要發二十三個月的薪水，比採用陰曆的二十五個月少發兩個月。
為了解決財政困境，大隈決定讓陽曆改制在一八七二年底立即推動，讓大家在嚴寒中過了一個新年，此舉引來民間不少抱怨，但總歸是幫政府省下兩個月薪水。日本也從此跟周邊改曆後，依然沿用舊曆節分的亞洲鄰國們，有了完全不同的節分。
一八七八年，大久保利通遭到刺殺後，大隈重信成為首席參議。當時被認為對明治維新有功的木戶孝允、西鄉隆盛都已經先後死去，大隈所領導的年輕官員如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便成為大時代的擔當重任者。
與伊藤博文的憲法鬥爭
只是身負重任，當然也會有不愉快的爭執。在憲法頒布前夕，比較傾向自由民權的大隈重信，跟對自由民主有所保留的伊藤博文，因為主張不同而槓上。當時已經成為教育跟言論領袖的福澤諭吉，自然是比較偏向大隈這一方。
其實福澤的主張有跡可循，他參與的公共知識份子團體「明六社」對大久保利通以來的施政一直有所批評，對敗走北海道的幕臣榎本武揚、反對政府而挑起「西南戰爭」的西鄉隆盛多所盛讚。這些都顯示了作為一位在野者，福澤對維新之後政治的不滿，當然，「明六社」的言論主張，也遭到新政府的彈壓，不過壓力並沒有直接衝擊到本來就在野的福澤本人。
但是當大隈和福澤結成了一掛，對於民主比較保留的伊藤博文一派，無疑備感壓力，伊藤自然要想辦法除去自由民權一派在政府當中的影響力。當時正好遇上了北海道開拓使黑田清隆因為低價販售官產，引來輿論風暴的事件。輿論一致認為像這種賤賣國產、官商勾結的問題，只有「開設國會、充分監督」才能解決。
備受批評的黑田為了轉移焦點，對外放話這事情沒有表面那麼簡單，其實會鬧大，都是因為大隈重信和福澤諭吉想要引進自由民權派的力量到政府的緣故。跟大隈等人敵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跟著打蛇隨棍上，說大隈和福澤是為了壯大自己、打倒政敵，才批評北海道官產出售事件，而且大隈重信本身就和沒買到北海道官產的岩崎彌太郎過從甚密，此事必不單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