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在husungan家族射耳祭典中，眾人在甜甜的davus（意指小米酒）催化下，不斷對著我追問：「bunun kasu？」bunun，即是「人」的意思，換句話說，他們問的是：「我是人了嗎？」當時還有更多夾雜著布農族語的對話已不復記憶，只記得這個我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是bunun了嗎？」——又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認同」與「追尋」，一直就是這些年來內本鹿持續尋根的核心。因為我跟這個「家」並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所以常被問到「為什麼要回家？」而偏偏我是個反應很憨慢的人，尤其回答幾近「自己是誰」的問題，很難當下回應，更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
從小在西部平原長大的我，世居豐原，鄰近岸裡大社，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種族欄位上標著福建、廣東。生長於戒嚴時期的我，小學時代說閩南語會被罰錢。而從課本裡讀到的歷史，或音樂課不斷被教唱的愛國歌曲，還真讓我信以為劉備是我的先祖，台灣跟中國血脈相連。關於真正生活所在的台灣史地，完全就是大中國史觀下的邊陲，所以總也是在歷史、地理課本的最後幾章，飛也似地草草帶過，甚至幾乎都是殖民史觀下的論述。
直到接觸原住民，進入內本鹿，聽著tama們訴說自己的家鄉、族群的遷徙、被殖民的無奈，以及失根之苦，我才知道在這片土地上，有一群與我共同存在的族群，原來有著截然不同的史觀。
因山結緣、相識，也從原本單純跟著上山回家，卻在過程中，耳濡目染同行長輩 所傾訴一個又一個關於家鄉的故事，深刻感受族人與土地之間的緊密連結，以及被迫抽離的痛！藉由進入如此不一樣異文化空間裡，我似乎也才慢慢找到回家的路，慢慢看見自己原生土地上的點點滴滴，而這過程，彷彿也是在找回失去的記憶，找回自己與土地的連結。
Tastu tu lumah（家人）
nas tama biung離開的那年（二○一二），回家的陣仗特別大，大夥兒好像有種默契似的，全為了紀念他而前來相聚。而那一年上山，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哭，也特別容易醉。記得出發時，跟tama nabu與cina 淑貞（nas tama biung的妻子）聊到這趟下山後，就要殺條豬，成為takis-husungan家的小孩。當時，我只知道為了這儀式，我必須準備一條「曼儀豬」，邀請家族的人前來分享。
在布農社會的諸多慶典祭儀中，「殺豬」都是重要一環，包括結婚，也是以殺幾頭豬來代表聘禮，數量愈多，就表示聘禮愈多愈貴重。當天，「曼儀豬」一送來，tama與cina們就帶領我們這群kaviaz進行豬隻的處理——男生負責解剖分肉，女性則是清洗內臟，以及向nas tama biung祭告我已成為takis-husungan家的小孩。cina感傷地說，很可惜是在他離開之後才認我作乾女兒，希望我仍能繼續堅持他所抱持對回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