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David 說：「疫情主要是外籍移工引起的，只要把感染群都放在一起，不讓他們出門，相信政府還是有能力控制。」 這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由上到下，對於人口管理和空間規劃的嚴格、有序、理性、務實與工具性思維；其中的嚴格，體現在人民遵守、政府執行上。旅居新加坡八年的前大馬媒體人吳惠恩就點出：「新加坡人在控制疫情政策上，是無比信任和遵循政府的限定，如初期無需戴口罩、阻斷期間硬性規定戴口罩，人們都是循規蹈矩的，這些加諸的限制，沒有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 回過頭來看，新加坡政府初期為了不讓經濟蒙受巨大損失，讓移工繼續為該國的營建業打拚，也未宣布類封城的措施，即便有十幾起群聚感染，卻能將疫情控制在千例之下，那麼之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失守？
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二十人擠一間房
先從移工宿舍的環境說起。從開始實施阻斷措施後，三十歲的大馬籍移工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形容：「移工現在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宿舍─醫院─隔離區，他們已經不能外出工作，若確診， 只有醫院和隔離區兩個選擇。我感覺移工就好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許通美則是早在他的臉書上直批，新加坡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些宿舍就像定時炸彈一般。」 許通美這樣生氣不是沒道理的，這些移工居住的環境，並非像是新加坡政府二○一五年制定的《外籍雇員宿舍法》所規定的百分之百美好。法律規定每個移工都必須擁有十六平方公尺、約四•八坪的個人空間，但一些移工宿舍卻並非如此。新加坡NGO情義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個案經理陳宇翰受訪時表示，有的宿舍是二十個人擠在一間房裡，沒有床、只有木板，沒有私人儲物櫃，造成移工行李只能放在床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此外，廁所、食堂、廚房等公共空間都屬於共用設備。負責管理三層樓小型宿舍的負責人黃先生則提到，他負責的宿舍住了兩百人，環境和大學宿舍差不多，只是一間房同時會有十到二十人居住。其中，九坪的房間住十個人，二十一坪到三十坪的住二十人。而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組屋區以及一般大學宿舍，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多，不只床位，還備有書桌、衣櫃、儲物櫃等。就算在外租房，一間房只有一到二人，擁擠程度不如移工宿舍。
執法不力，放任雇主剝削
陳宇翰認為，「NGO已經針對如此大型勞工營提出抗議，幾萬人擠在一個地方，不具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任何傳染病都輕易在這樣的空間流傳，就算沒有新冠病毒，其他傳染病還是有機會大爆發，對移工健康造成影響。」 「需要問責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如此有問題的宿舍規劃建設起來？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這樣的營運方式？如此採用龐大勞工營安置大量移工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人道？是否道德？不論組織如何呼籲政府關注移工居住情況，都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根據新加坡外籍勞工法令，人力部要求雇主承擔移工保險（醫藥及工傷）、生活費（住宿和飯食）、人頭稅、身體檢查費用、申請費等，如果雇主要求移工承擔是違法的。「但是，要證明雇主違法卻很難，雇主能在工資單上動手腳、扣工資，甚至我經手的案例中有九○％工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當局也沒辦法執法，」陳宇翰描述移工舉證困難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