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我們如何變成「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的學術勞工
我有一個4歲的孩子，雖然我們家的生育率略低於台灣的平均值，但應遠超過女性學術社群的平均數（雖然只是我的印象資料）。在我能觸及的社群網絡中，單身的女性同行是常態，已婚沒小孩的很多，一個孩子的不少，我的大腦雷達僅能勉力搜尋到少數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迄今，我還是常被問道：「你們要準備生第二個嗎？」但關切的往往不是來自學術圈的女性友人。（我也想趁機公告：不要再問了！）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幫助我們將看似個別化的婚姻、生育選擇轉化為公共議題，甚至是集體的困境。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Joan Acker (1990) 認為將組織結構視為性別中立的預設，妨礙我們對工作具身化 (embodied) 本質的認識。抽象的工作描述、階層關係，以及組織內普遍的概念性思考，在在預設個人是去肉身化 (disembodied)、無差別的存在，沒有看見工作者作為真實人的需求，包括維繫基本生命延續、心理、情感與社會性等不同面向。唯有全心獻身組織，專注工作，捨棄個人的愛慾，才能被組織認可、悅納。
對忠誠工作者的要求和想像，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性別體制的分工基礎之上，一個成功的（男性）工作者能賣身給工作，背後是為他負擔所有再生產工作與責任的（女性）伴侶，但後者具身化 (embodied) 的勞動往往不被看見與肯認。組織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 L. Coser, 1974) 之一，不僅要求從屬的學術工作者要給予專業工作高度的優先順位，也無法容忍他們展現其他有損工作表現與生產力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角色與責任。貪婪機構對工作者的控制是透過幽微的權力運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身體規訓，它培養個人的自願性順從，蠶食鯨吞他們原本花在組織機構外的時間和心力，逐漸切斷他們在機構外的其他連結，包括：家庭、親密關係、朋友社群，甚至是休閒娛樂等等。（出自：https://grade5-6dmps.wikispaces.com/outstandingwork）
美國一份關於學術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 (引自Sullivan, 2014) 指出，大學學術工作者的「立業」(career building) 和社會期待的「成家」(family building) 階段幾乎重疊，不僅要面對升等壓力下的高勞動強度，還得回應育兒工作的高密集需求，在傳統性別分工影響下，對女性更是不友善。不難理解，為什麼單身不婚，或是不生養小孩，成為女性學術工作者普遍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