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的同時，我很努力地回想，最近一次，跟學生一對一談話（甚至還喝杯咖啡）是什麼時候？我們總是忙碌回應貪婪機構的勒索：做研究、教學、指導學生、參與各種行政會議、更新相關領域的出版……，不自覺中，這些被視為必須優先處理的需求，侵蝕工作生活之外的其他面向，甚至吃掉我們生命裡的重要他人和責任...
我和T相識在連續三天的學術工作坊，正在讀博士班的他，戴著眼鏡，非常符合埋首研究、年輕斯文的學者形象。會議場上，T穿著整齊清爽的格子襯衫，一如多數的男性學術工作者，不走花俏的打扮路線，宣告著自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好像是第二天，我們有機會進一步攀談，從彼此的研究關懷，聊到共同認識的學術同儕，言談間，T的雙眼晶亮，不時透露著他對學術工作的熱情。我可以想像日後的他，在學術舞台閃閃發光的模樣。
直到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聊天的話題，終於沒那麼「學術」，T問我，有了孩子之後，要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語氣裡帶著些微的焦慮和不安。我這才認識在學術人身份之外的T，今年10月，他將初嘗做父親的滋味。最後和T的談話，把我們從高來高去的智識雲端，拉回最真實的世界，學術工作者僅是我們擁抱的多重認同之一，同時，我們是媽媽、是爸爸，是我們所愛之人的重要他人。
尋找作為學者的多元典範：從「仙人」到凡人
想起自己大學時在社會系的求學經驗。儘管班上同學組成的男女性別比約為一比四，系上的教師組成卻只有1位女教授。私下聊天時，老師偶爾會隱隱感嘆學術環境與大學組織對女性的不友善，好像也間接回答了她為什麼維持單身的狀態。那時候，系上有幾個學術涵養令人十分景仰的男教授，我總是很享受上課時，老師們對理論的精彩演繹，以及知識討論的饗宴。不過，我有時還是覺得困惑，這些「仙人」等級老師，似乎真的不食人間煙火，鮮少聽他們談及「私領域」的生活，不論是伴侶、孩子或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他們最重要的另一半，儼然就是學術工作。
當時，我以為這是唯一的，作為學者的典範。專業形象的建立，在我們避談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煩惱，不過多的暴露自己，我們被要求嚴格的區分前後台的自己，理性永遠主導前台的表現，愛恨嗔癡只能留給公眾燈光探照不到的後台。成為社會學者的路上，我們缺乏另類的典範。
我的碩士班指導老師，是女性主義者，也是社會學家。畢業近20年後，印象深刻的，除了她帶給我的智識啟發，還有無數個週四下午，我騎著摩托車載她飛奔花蓮機場的路上，她分享孩子點滴的趣事。我看到嚴謹的學者和溫柔的母親，是兩種不必然水火不容的身份。只是，我們缺乏制度性的支持，維繫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共容 (reconciliation)。（出自：http://www.wornthrough.com/2017/02/on-teaching-fashion-academic-mobility-for-women-and-m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