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弘認為，這樣的分析結果說明：災後心理創傷主要是來自於「災前因子」，災前社會不平等（例如家庭貧窮）在受災期間擴大學生的心理創傷。
但災後重建過程本身，並未使學生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在風險隨機化之後，災區學童憂鬱程度反而比對等條件的非受災戶較低，學童憂鬱程度改善可能是災後心理重建工作的成果。
對此意料之外的結果，林宗弘解讀說，災民的「社會脆弱性」是促成災後衝擊的主要「原因」，而非災難的「結果」。重建資源分配並未擴大社會不平等，短期內的各種補助改善了受災戶經濟情況。
我們捐助的短期資源確實向弱勢流去，卻未必有效地協助他們脫離長期的弱勢結構。
隨著林宗弘從「社會脆弱性」的角度來分析猛烈的天災，發現臺灣的農村人口、中下階級、原住民、客家族群、不完整家庭等弱勢族群，顯然受到更嚴重的傷害。災後的搶救、安置與重建資源雖有短期復原效果，卻無法防止弱勢者於下次災難再受衝擊，也不能長期保持他們生活安穩。
災民困境的真正來源，是受災風險的不公平。
921 地震十年後，莫拉克風災成為新的台灣重大天災代表，重災區小林村、納瑪夏鄉、林邊鄉等地區的特徵，例如農工階級、老年人口、原住民族人口集中等性質，也符合林宗弘針對 921 震災，分析臺灣社會脆弱性的預測。
什麼是「社會脆弱性」？
貧富差距、階級或族群不平等，是影響「社會脆弱性」最重要因素。中上階級的資訊能力較強；富裕的社區或地方行政機構，才足以建立災害預警系統或防災避難設施等；另外，中上階級通常具有較便利的交通工具、較堅固安全的居住環境，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受災風險的分佈。
社會脆弱性研究，常將脆弱性區分為大小兩個層次：「個體、家庭」小層次的脆弱性研究，依據個人的階級、族群、性別身分如何影響受難風險分佈；「社區、國家」大層次的研究，則討論社區、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貧富差距、行政能力、醫療與社會福利、住宅政策等因素，如何影響居民的受災風險。
林宗弘強調，每個社會具有各自特殊的脈絡與文化因素，必須先完成「個體層次」的風險分析，才能梳理特定社會的脆弱性因素、與其影響程度。若貿然進行地理空間或加總層次的推論，很容易犯下以全概偏的區位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
治標不如治本，與其災後宣揚無私的大愛情懷，不如災前改善社會不公，才是真的救人一命。
根據這樣的社會脆弱性分析，林宗弘提醒，政府、學界可依各鄉鎮的中低收入戶、老年人口、原住民與工農階級人口、不完整家庭比例、與城鄉行政區等特徵，建構臺灣本土的社會脆弱性指標 （Social Vunerability Index, SoVI） ，並結合各種天災的 GIS 地理資訊，估計臺灣最易受災的鄉鎮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