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1923年生，前總統府資政）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說，他就讀高雄中學，「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這或許正是已修完臺中一中四年級課程的謝東閔（1908年生，前副總統）陷入窘境的原因。
在回憶錄《歸返》書中，他談到十七歲去上海，想藉由幫英美人士的家庭割草打掃，學習英語；「我們想向他們找工作，必須說明意願，說意願必須講英語。我的英語比曹貫世好些，但真正面對洋人時， 實在派不上用場。於是決定寫英文信，以便遇到機會時遞給對方。」
有天早上，終於有位洋人見他們在庭園門口徘徊而下樓來問，謝東閔說，他膽怯想退，但洋人已站在面前，退無可退，就鼓起勇氣講英語，很不幸，「他聽不懂」。
謝東閔的英語經驗令人會心一笑；即便情境略有差異，但說不出英語或說出讓英語系人士一頭霧水的經驗，顯然台灣兩、三代人都差不多。
日治時，文官的高考雖然要考外語，由英、德、法語三選一，但未特別獨尊英文。一九一九年以前，位屬台灣高等學府的商業學校，為配合日本在華南及東南亞的經濟需要，設有中文、馬來語和荷蘭語，英語也未受特別重視。另一高等學府總督府醫學校也沒有英語課。
畢業於醫學校、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年生）在其回憶錄說，他學多種外語，都是自修或向個別老師求教，「沒有在學校正式聽過講義」、「當時除了日本文以外，沒有外國語課程。」
杜聰明學英文的歷程多與基督教會有關係。他留學美國前，曾到馬偕醫院外國人宣教師宿舍，追隨一位牧師太太，有時還特意到廚房上課，避免有客人打擾。他也曾在台北艋舺禮拜堂跟柯維思學英語會話。柯維思是開創北部基督教傳道的加拿大籍牧師馬偕的台籍女婿。
教會學校是早期學習英語的重鎮。部分早期與教會有接觸的台灣人，經由和傳教人員交換教學，各取所需，而學會英語。汪培英（1878年生）牧師就是如此學會英文。之後他在基督教長榮中學教英文，教出台灣第一位拿到美國哲學博士的林茂生。
基督教在淡水開辦教會女學校，有加拿大籍老師，多繳學費就可以跟他們學英語。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1896年生）是全班二十四人中唯一堅持學英文的一位。蔡阿信回顧人生時不斷強調，堅持學英文對她一生影響很大。
不過，不是每個早期能學英語的台灣人，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與滿足。《中縣口述歷史第三輯》裡，施璇璣（一九○五年生，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校）表示，她就讀於英國人辦的淡水高等女子學校時，覺得學校「對語言也有相當的歧視」。假如想外出上街，必須用英文，很禮貌地請求：「請您讓我到街上，好嗎？我將非常感激您！」如果用台語，絕對無法獲准。
日治整整五十年間，留美人數不過六十上下，留學英、德、法等歐洲國家也大約三十人而已。理論上，扣除一部分年輕富家子弟人被直接送往香港、福州或上海的外國人辦的學校之外，有需要深造英語的人口少得有限。
台灣早有人認識英語的重要性與未來性，但日治時代，除了教會有關人士，多半僅限上層階級家族和子弟能夠在課外接觸英語。1920年代初期就會請外籍英語家教到府的，也只有像台灣名列前茅的富族鹿港辜家。
1917年生的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學齡前，已經從英國老師學了三、四年英語。辜振甫還深深記得，他曾指淡水河邊的夕陽是red（紅色），但英籍老師馬上修正為crimson（暗紅色）。這種深刻印象恐怕是八十年前不出一二人的稀有童年經驗。
英語曾是少數富豪菁英才會接觸的語言，當時大概料想不到今天，竟然幾乎每一位台灣父母都恨不得從三歲小娃嘴裡挖出ABC來。
作者介紹｜陳柔縉
1964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知名專欄作家。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責任編輯/鐘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