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家長早在小孩三、四歲時，就送去私立雙語幼兒園，書店英文書專區永遠聽得見年輕媽媽抑揚頓挫講英文故事，街上也常擦身飛過親子英語對話。台灣甚至有把英語立為第二國家語言的念頭。
究竟甚麼時候台灣人開始學英語？
日治以前，188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大稻埕設西學堂，甄選二十幾名學生，除上傳統國學，也修讀算術、測繪、理化等西方學問，英文、法文更是必修。其中，由英國人轄治臣（Hating）教授英文。
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卻一上任半年，就撤廢了西學堂。近五年生命的西學堂總共培養64人。這批學生多少台籍？後來如何發展？所學英文如何運用？目前不得而知，似乎未延續到日本統治的時代。
台灣歸為日本領土當時，日本已西化四分之一世紀，普遍知道英語重要性。德川幕府自1630年代鎖國，只跟荷蘭人一種外國人接觸，直到1854年開國，兩百多年來只知讀荷蘭文，所謂「蘭學」，獨枝興盛。但兩百多年間，國際局勢洗牌，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等國家逐漸沒落，英、美代之而起，十九世紀，英語已成為國際最重要的語言。
日本近代化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日鈔一萬圓上的肖像人物）原學荷蘭文，1859年到外商群集的橫濱，就發現荷語根本行不通，大家都說英文。福澤諭吉是鼓吹西化的號角，連他都捨蘭學，決心改學英語，對日本社會的標竿作用不言可喻。
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自然同受其主流觀念影響。日治初期，報紙上不斷出現函授英語、通信講學的廣告。1901年元月，報紙也出現大稻埕「稻江義塾」的廣告，教授三科，除土語科和讀書科外，就是英語科了。
台南的「長老教會中學」（長榮中學前身）的校長余饒理（George Ede）在日治第二年也有報告指出，「很多到臺灣的日本人，多少懂一些英文，我們的青年沒有理由比他們差。我已開始替中學幾位高年級的學生上英文課。」余校長選聖經的馬可福音作教本。
基督教和英語的連結，讓敏感的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倍感壓力。1906年，一位台北大稻埕的神父在教務報告中說，「受日本人影響的本地人也一樣，遇見外國人，第一句話就是問：『你會說英語嗎？』這位神父建議教會，選派到台灣的神父除了會說中國語，最好也會英文或法文，尤其是英文，因為英文已漸漸成為國際性語言了。」
在正規的學校系統裡，台灣人要應付的「外語」，還是日語。公學校（小學）跟戰後五十年一樣，沒有英語課程。小學生每日背天皇的「教育敕語」很拚命，但不知ABC為何物。中學校開始，就有英語課了。依1907年頒布的府令「總督府中學校規則」，第一年每週有九小時英文課，第二年到第六年也有七小時。全台最好的中學「臺北高等學校」和臺北一女中，還聘有外籍的英文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