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