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清初亂世）之後，中國進入「大和平」時期，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咸豐朝）才再度陷入戰亂頻仍而且戰火延燒各地的局面。有些軍事衝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聯軍之役（1856∼60年，即咸豐6~10年）、中法戰爭（1884∼5年，即光緒10∼11年）以及甲午戰爭（即1894∼5年，光緒20∼21年）。但戰局最為兇險的其實都是內憂，包括捻亂（即1853∼58年，咸豐3年∼同治7年）、回變（1856∼77年，即咸豐6年∼光緒3年），還有襲捲摧殘中國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64年，即咸豐元年∼同治3年）──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啟發的叛軍從廣西出發，進軍中原的心臟地帶，攻佔南京之後在那裡建立政權，維持了十幾年。
在這些戰爭的刺激之下，一連串改革活動就此展開，史稱「自強運動」。許多大型造船廠、現代化兵工廠與規模龐大的工廠開始興建。中國開始生產連發來福槍、先進大砲、炸彈，甚至在1880年代（光緒年間）打造出一支鐵甲艦隊，在當時曾被認為戰力可以排入世界前10名。但一般人都認為這些努力在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清朝在甲午戰爭期間蒙受了敗給日本的恥辱。被面積只有10分之1的東亞鄰國打敗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開始變得備受矚目。而且，相較於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成功，中國的失敗也變成20世紀漢學家們的重要論題，他們曾經把敗因歸咎於儒家思想、文化與保守主義等因素。儘管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已經開始質疑這樣的詮釋方式，但許多人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過去在中國史上的其他時代，儒家思想並不會阻礙創新或者排拒外來科技。許多儒生出身的官員都對佛朗機砲、西方火槍與紅夷大砲等武器充滿興趣──王陽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許是過去5百年來最為顯赫的一位儒學大家。難道儒家到了19世紀就突然變成了絆腳石？
當然沒有。19世紀的所有偉大改革家，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人也都是非常優秀的儒者。他們都積極採納西方器械、西學，並且徹底革新教育、商務、財政結構與軍事組織，並未受到儒家哲學或中國文化的妨礙。
事實上，近年來學者們較能夠從肯定的角度去看待這從1860∼95年（咸豐末年持續進行到光緒朝）的改革運動，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有一些連自己都覺得訝異的發現。如同學者孟悅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寫道：「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就產品的科技細節而言，江南製造局有許多方面在19世紀末亞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孟悅與其他許多人都曾指出，從1868年（咸豐7年）開始，一直到1880年代（光緒初年），中國所製造的戰艦都比日本製造的更好，無論是木船或鐵船，槳輪船、單螺槳船或雙螺槳船，單一蒸汽機、雙聯式蒸汽機或者三聯式蒸汽機的汽船，也是中國生產的佳。相似的，中國生產的槍械與大砲也都是亞洲之最，品質至少能與日本匹敵，甚至更好。中國人會進行這些改造與創新的活動，說明了自強運動比過去史家們所認為的更加充滿活力，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