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過去曾經是社區較多元化的社會，使出身中下階層的孩子們一生中，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社區活動、教會禮拜等接觸到不同職業與社會階級的家庭，進而擁有見識較多元的教養空間，培養多元視野，並透過親朋好友介紹與人脈，進而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隨著貧民窟與豪宅區逐漸兩極化，不同階層開始出現明顯的居住空間的隔離，進而影響到窮人家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使窮人社區逐漸沒落。他也舉出了窮小孩在成長過程當中，在四個面向上與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不同：
●在脆弱家庭中經歷不安穩的童年
●父母教養中僅強調紀律和服從，而不鼓勵創造力
●教育的資源落差
●社會網絡的同質性高、碰不到貴人
不公平的童年，使窮小孩缺乏進入較高階層社會的社會資本，造成貧窮代代相傳。那麼，脫離貧窮的解方是什麼？普特南認為，如果能夠重新使貧富家庭的社交範圍重疊，創造下一代能互享社會資本的環境，就能有效地突破社會不平等。
英國：扭曲的勞雇關係──零工經濟合法嗎？
二○一六年，英國記者詹姆士‧布拉德渥斯（James Bloodworth）花費一百八十天，先後體驗了亞馬遜撿貨員、Uber司機、客服人員、居家照護員等低階工作。他將這段經歷寫成《沒人雇用的一代》一書，說明陰暗且低薪的工作，將如何造成生活的種種負面影響。他體驗的這些工作，背後的共通點是缺乏正式勞雇關係的「零工」生態。透過「共享經濟」、「自主雇用」等漂亮的口號，大企業的雇主試圖規避正規的社會福利保障，進而降低成本，但卻對這些工作者的身心狀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布拉德渥斯詳細敘述了低薪工作使他逐漸失去「計畫能力」的過程，並不能由他本人的高等教育背景或社會評價中的「智力」扭轉。他轉向高熱量食物來慰勞自己的體力勞動，傾向忽視其中負面的健康影響；儘管雇主宣稱這些「自雇者」擁有自己時間的掌控能力，但由系統設置的獎勵機制中，他若「擅自」拒絕接單，將獲得減薪懲罰。零工的工作也缺乏與管理層對話的機制，使他失去一般白領工作者的議價能力，落入「又窮又忙」的陷阱。
窮人真的比較笨嗎？實際上，零工經濟作為一種沒有社會保險與缺乏雇用承諾的不穩定就業型態，形同雇主將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外包給社會，並摧毀勞動者規劃生活的能力，甚至是身心健康。
二○一九年，英國工會聯合會（TUC）和赫特福德郡大學的研究顯示，處於工作年齡的成人中，有近一成（約9.6%）的工作者打零工，比率已經是二○一六年（約4.7%）的兩倍（羅方妤，二○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