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些限制性的約束力量皆已不復存在。由宗教信仰在西方社會的一步步沒落便可見一斑。從商業視角來看，情況已惡化到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教宗與拉比強納森．薩克斯（Rabbi Jonathan Sacks）不得不努力尋求加強商業生活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誠如拉比薩克斯所言：
「如今的重大疑問是：我們如何再次學習做個有道德的人？市場是為了服務我們而打造的；而非人類為了服務市場而存在。經濟學需要倫理學。光靠市場動力，市場不可能倖存。市場必須尊重受我們的決策影響的民眾才得以維繫。若失去對民眾的尊重，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金錢和工作，還會失去某些更重要的事物：自由、信任與禮法，這些事物只有價值，沒有價格。」
但在一個超級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世界裡，這個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也已趨於鬆散，因為個人已脫離他們原本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為不再受身邊的人監督。民眾的居住與工作地點不再相同。」那些「無國度公民」（citizens of nowhere）並未將他們的政治組織提升到整體人類層次，而是脫離那個層次，分解為個體，也就是他們自己。不過，COVID-19所造成的地點限制，說不定會在原本我行我素的人之間重建某種社群意識。
在缺乏這些傳統內部約束的情況下，就會更加依賴以法律與監理規定的形式存在的外部約束。根據米蘭諾維奇的嚴厲評估，「道德被摧毀殆盡，且被澈底外化（externalized）。我們將自身的道德外包給整個社會。」於是乎，民眾遊走在法律與監理規定邊緣，並對這個體系上下其手。儘管有點勉為其難，但運動場上的作弊行為實際上是受到讚賞的，例如提耶里．亨利（Thierry Henry）公然用他的手，在世界盃附加賽賽場上為法國贏得一個罰球點，而他的行徑堪稱那一項運動傳統之一 - 此前幾十年，迪亞哥．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就曾利用他的「上帝之手」贏得一場世界盃的關鍵賽事。另外，科技公司時時謹記「不應納的稅款就不要付」真言，發明各式各樣虛假的公司來規避它們在特定國家（它們最活躍且賺最多利潤的國家）的財政責任。
由於不法行為被定了價，不道德的行為遂隨著財務和解案件四處散播。罰金已被視為手續費。
第三，市場的普及可能造成更不平等的交易，這種交易的賣方往往被強制出售。這傷害了人性尊嚴。交易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理應顯而易見，例如當某人因極度貧窮而不得不賣腎時，就是一個攸關重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