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紀宗教改革後，到底是什麼造成新教國家跟天主教國家的顯著分流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宗教在文明化進程中的作用。
首先，當然是喀爾文對「有息放貸」的解放。正因為荷蘭、英國在16世紀接受了喀爾文宗，並在殖民擴張時期將喀爾文宗新教帶到美國、加拿大等殖民地，讓這些國家也能自由發展各類的金融創新；相較之下，選擇繼續緊跟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國家，對有息放貸的態度還是很負面，甚至比改革之前更排斥。於是，16世紀之後，新教國家的金融水準逐步超越天主教國家。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大眾教會之外的避險與跨期互助選擇，也就是說，在新教社會裡，「宗教」與「金融市場」之間不再是排斥性競爭關係，而是合作互補關係，這就提升了他們應對風險與解決融資的能力，由此，金融解放也促進了新教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包括使經濟、科學和文化不再受到之前那樣的束縛。
理查．亨利．陶尼（Richard Henry Tawney）在他的名著《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強調：在宗教改革之前，世俗世界裡商業和金融都在教會的陰影下進行，而宗教改革帶來的最大差別，就是把商業活動和金融交易從宗教管控中解放出來，讓商業與金融完全歸世俗世界，不再屬於教會過問的事情；是商業與金融的世俗化讓資本主義先在新教國家興起，而不是其他。陶尼談到，商業與金融從教會解放經歷了一段過程：改革之初，許多改革者也痛恨有息放貸和商人逐利，比如前文就引用了馬丁．路德對放貸者的深惡痛絕，但是稍晚一些，經過喀爾文的詮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宗教跟商貿金融領域漸漸分離開來，商業歸商業、宗教歸宗教；到17世紀中期，商業倫理已不再是新教教會干預的事，市場和金融已經非常自由。相形之下，天主教要等到1962至1965年的梵蒂岡第二次大會才正式大幅放鬆對商業與金融倫理的管制。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喀爾文教義是新教國家成功的主因，他認為喀爾文的「宿命論」（predestination）啟動了資本主義的火車頭，使新教國家與天主教社會拉開距離。喀爾文教義稱，上帝早就選擇讓一些人上天堂永生、一些人下地獄永死，而這些先決是教會或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所無法改變的，連德行與善行也改變不了，只是我們不知道誰被選中永生、誰被選中永死。那麼，要怎麼找到「我是天選之人」的信號呢？喀爾文說，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經常成功並發財致富，那就是你被安排進入「永生」的證據！在物質方面是否成功就是驗證自己是否遵循上帝意旨、是否被選中、得永生的信號。他強調，經濟成功本身不能保證上天堂，但被上帝安排永生的人必然會獲得經濟成功，成功就是信號！與此對比，如果一個人不願努力、不願工作，就是被安排下地獄的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