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30年 敵人面目從清晰到模糊
龍應台說1985年寫「野火」的時候，知識份子還覺得敵人的面目很清楚，就是一個愚蠢肥胖的政權，但過了那個階段之後，就像菲力普‧羅斯所說，得到自由同時得到的東西，現在看不清面貌的敵人，還可能就是你自己。
30年前寫野火的時代，知識份子的敵人面貌很清楚，就是那麼腦滿腸肥，一拳打就可以看到，所以那個時候的知識份子，也覺得自己有力氣，但20、30年後，大家都覺得沒有力氣，因為你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貌，拳頭都不知道要放哪裡。
今日抗暴需要銳利智慧
如果以前需要的是力氣，現在則是需要非常非常銳利的智慧。不管什麼時代，抵抗都是需要的，但是時代實在變得太多，現在還以30年前的抵抗方式去抵抗，可能凸顯的是，我們沒弄清楚抵抗的對象真正是什麼。龍應台認為：
「年輕的時候，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社會，知識被截斷，很多事情不知道，有人在我們身邊豎起那麼多道牆，讓我們看不見、聽不見，把我們變成知識的侏儒。所以第一個要求就是『知道』的權利，當你被堵在牆裡的時候，你需要的是勇敢把牆拆掉嘛，因為那個牆就清清楚楚擋在你面前。」
現在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沒有牆，威權體制瓦解，科技使一切流動，造成知識無所不在。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所面臨的『敵人』，完全不同，因此所需要的工具，是完全不同的工具。龍應台根本無意去說，現代年輕人對或不對，而是在於不同時代所面臨的不同的牆，一定要有不同方法、思維去對付他。龍應台說：
「我仍然覺得掌握知識是核心的工具，在台灣有很多關鍵的重大議題，譬如憲改，譬如核能，譬如行政和立法的扞格以及國會的功能癱軟，譬如司法改革。隨便舉出的每一項，沒有一項是台灣獨有的問題，當我們要喊出主張、踏出行動前，去瞭解其他國家是如何面對這些議題的，是不是必要的功課？判斷力的形成—懂得如何深度地擷取知識，如何形成判斷，這是一種能力，不管哪一代都是必要的。在如今這個流動的時代裡，更重要。」
兩次進出官場，心境變化
以專業作家之姿兩次入政壇為官，龍應台如今心情有什麼變化？她兩次為官相差10年，非常鮮明地感受到台灣氛圍的改變，讓她對台灣的前途更加憂慮。10年前她擔任台北文化局的時候，台灣人對自己的文化認知仍然相當自豪，認為我們大大領先中國大陸，10年後這個自豪感幾乎蕩然無存。媒體的變化也非常大，10年中媒體本身成為墮落源頭之一。
龍應台過去三年跟媒體互動，感覺很痛苦的是記者不做深度功課（當然也有很優秀記者），但是單單指責記者是忽視了問題核心。
現在的記者薪資低微，工作繁重，即使寫了深度的報導，可能還要被編輯台刪除。而媒體本身又是一個走向式微、走向崩解的事業體，新的有效的經濟模式還找不到。單單指控記者不好，其實簡化了問題。
媒體墮落反映舊時代權力的瓦解
龍應台以「浪掏沙」（海浪掏空腳下泥沙）來形容21世紀社會結構的質變，媒體是其中一環。我們目睹的改變，分好幾條主線同時進行。一方面，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結構性的質變，包括網路訊息爆炸；二方面，世界人口是流動的；第三，權力本身（包括大企業權力、宗教如梵諦岡、主權國家的政治權力、媒體的影響力等等）在全面的破碎化。
人類社會千百年以來所習以為常的穩固權力結構，開始像海底踩的沙一般地浮動、流失，是一個全面流沙化的崩解。權力流沙化的，並非只限於政治權力、政府和總統的權力，從教會到媒體，所有的結構都鬆動了。
30年前的問題是相對簡單的，現在權力的流沙狀態、資訊的破碎化、核心價值的崩解狀態，也許30年後會有新的結構產生，不必憂慮，只是我們在現在這個刀口上，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踩穩、安身立命的堅實地面，難免會心慌，爭吵，不安，憤怒。要看準新的問題，找到新的知識、新的抵抗的工具，那是多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