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已經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學著寫了幾篇小說，竟然被前輩作家賞識，混進了山西省作協的讀書改稿班。改稿班的好處是常能聽到藝術圈的八卦傳聞，當時沒有網絡更沒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飛語都靠口口相傳。有一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我們上完課就匆匆離去，說要趕到離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出門前編輯丟下一句話：這電影是臺灣人投資的，監製侯孝賢也在。我搞不清楚監製是種什麼工作，但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心裡還是一動。原本只在報紙上讀到的名字，現在人就在山西，離我一百二十里。我想問北京來的編輯能不能向侯孝賢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話到嘴邊卻沒有出口，就連自己都覺得這個請求太幼稚。那是對電影還有迷信的時代，一百二十里的距離遠得像是在另外一個星球。
1993年，我終於上了北京電影學院，離電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舊學報上偶然讀到一篇介紹侯孝賢來學院講學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幾張侯導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導的樣子，他的容貌竟然與我想像的非常相近：個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體裡彷彿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護身的雅致，正是那種一代宗師的面相。文章講到侯導將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貝捐贈給了北京電影學院，這讓我一下子有了盼頭。
二、梅縣來的人
電影學院圖書館有一個港臺圖書閱覽室，書架上擺了一些港臺雜誌，可能因為這裡的書都是繁體印刷，所以來的同學少，我就把這兒當成了自己寫劇本的地方。
有一次我注意到角落裡有一個書櫃沒有上鎖，打開後發現滿櫃子都是臺版書籍，其中大部分是臺灣遠流出版社的電影圖書。突然一冊《悲情城市》入眼，封面上是梁朝偉悲憤而無奈的神情，我一頁一頁地翻著，書裡的每一幅劇照都好像同時凝聚著劇情和詩意：天光將盡時，為送兒子當兵入伍，一個龐大的家族在暮色中合影；雨中的曠野，一個出殯的家族，幾個穿黑西裝的男人懷抱著遺像看兄弟入土；無名的火車站，一對夫妻帶著孩子在寂寥無人的月臺等待著運行。這是大陸電影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筆觸：國家，政黨，家族，個人；生老病死，婚喪喜慶；黑暗中降生的嬰兒，細雨中入土的兄弟。激烈的仇殺，散淡的愛情。日本人走，國民黨來。臺語，國語，日語，上海話；本省人，外省人，江湖客。
等日後終於看到電影，當這些畫面在銀幕上運動起來以後，近三個小時的《悲情城市》讓我覺得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長鏡頭下，初來的政權還在忙著建立秩序，壓抑的民眾已經走上了街頭。槍聲是否是我們的宿命？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它卻從來不給我們答案。電影中最幽微的一筆是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市面上開始流行國語，連日本人建的醫院也得組織大家學普通話，難為這些老大夫搖頭晃腦地念著：痛，肚子痛的痛。而最悲哀的一筆莫過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在列車上找外省人尋仇，會不會講臺語成了驗明正身的方法，可電影中的梁朝偉是個啞巴。這部電影複雜而多情，悠長而克制。彷彿銀幕上的一切都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前世經歷，這些記憶在我們轉世投生後已經遺忘，侯導的電影卻讓我們回到過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