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在後來出了好幾個「名人」。我還在內閣時，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研考會主委宋餘俠、國科會主委朱敬一都是同班或隔壁班同學，其中管中閔更是從初中開始，一路都和我同學。
建中的同學中，最特立獨行的就是後來寫了《拒絕聯考的小子》的吳祥輝。他讀的是二十六班，他們班上有幾個人和我是初中及小學同學，當時我經常去串門子。高三時大家都拚得要死要活，就他一個人擺明不考大學聯考，常常是全校師生看著他一個人在操場踢足球，即使下大雨也照踢不誤。
高中時，我每天坐三重客運公車到中華路國軍文藝中心附近下車，步行一段路後穿過植物園到學校，每天走兩趟，一走就是三年，因此對植物園的一草一木及四季景色變化有了深刻的觀察。直到現在，園內的每棵大樹的位置和樹名，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偶爾我們也會繞道走重慶南路，說是為了「逛書店」，但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去看北一女的女孩子。那是一個民風保守的年代，沒人敢上前搭訕，只要遠遠地看著，就可以讓幾個小男生興奮地談論好幾天。
當時的重慶南路是條充滿大小書店及濃濃文化氣息的道路。每家書店所賣的書不盡相同，成為我在回家途中最常駐足的場所。濃濃的書香、精彩的各國圖書，令人流連忘返，無形中也養成了我這一生最好的嗜好，買書與讀書。
三年的高中生涯，我一直自認成績還不錯，總以為考上台大、清華，一定沒問題。但做夢都沒想到，大學聯考放榜，我居然只考上成功大學，而且還是冷門的水利工程系。
從初中開始，我的英文底子就打得很好，高中成績也不錯，但聯考居然只考三十分，「背書」一直是我最拿手的本事，三民主義也僅拿到六十八分，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慘劇」全碰上了。
活到十八歲，我一輩子沒去過濁水溪以南。台南在哪兒？成功大學是所什麼樣的學校？我毫無概念，但既然考上，也只有硬著頭皮去報到。
我有一個從初中到建中都常在一起的同學薛智文，也考到成功大學，於是他的爸爸帶著他，我爸爸、媽媽帶著我，大家拖著沉重的行李，在報到前一天南下成功大學。
還記得事前我們聯絡建中校友會，對方說會有學長帶「板車」來幫忙拉行李。於是我們搭上台北午夜發出的對號快列車，折騰快五個小時，在天才濛濛亮的清晨四、五點到達台南，因為人生地不熟，五個人無處可去，只好在火車站前的廣場等。
好不容易熬到七點多，學長終於拉著板車來了，我們跟著他的身後走，從前站轉幾個彎就到了學校。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成功大學就在後火車站出口不遠處。
一九七四年，我這個台北人到了台南，才知道什麼叫做「城鄉差距」，當時最大的百貨公司只有三層樓，遠東百貨公司還是直到我大四才開幕。整個台南充斥各式各樣的夜市，每個夜市賣的小吃不盡相同，友愛街「沙卡里巴」的烤雞腿，是我每隔一段時間想家時，補償自己的珍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