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香港爆發工人運動，後市稱為「六七暴動」。金庸撰文稱，「我們相信，即使是參加了這次工潮的人們，絶大多數也並不贊成騷動。那些燒巴士、搗毀徒置事務區、燒學校、掀翻汽車的騷動者，極大多數並非真正的工人。」
這篇文章激怒的不僅是左派媒體，一些左派激進人士甚至給金庸寄送炸彈郵件。金庸為此遠避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也不忘報人身份，創辦《新明日報》。
神龍教與共產黨
在新加坡辦《新明日報》期間，正值《笑傲江湖》的寫作。這部小說一改此前黑白分明的小說人物，他在書中，塑造出了別具一格的武俠形像——令狐沖。而《笑傲江湖》中對權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與愛情關係，規矩與教條的鉗制都進行了展示和闡述。不少文學評論家認為，這是受文革影響的政治隱喻。
在小說中進行政治隱喻，還有一個更有名氣的猜測。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完成之時文革還未結束。《鹿鼎記》中描繪的神龍教，教主洪安通，武功蓋世，教徒參拜時要高頌「仙福永享，壽與天齊」。洪安通後在教主夫人的操縱下發展年輕教眾與老一輩教眾鬥爭。
這些情節與設定被外界廣泛認為是在影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2013年，金庸在接受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訪問時，承認其最後幾部小說的確是「文革」若干事件的寓言，也承認了神龍教是在影射共產黨。
不過，《明報》今日（31日）社論引述金庸生前的話稱，「政治情況變化很快，映射性的小說無大意義，他在小說中想寫的是人性，將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一些普遍現象勾畫出來，一些角色與其說是武林高手，不如說是政治人物。」
毅然參政到傷心離場
論政了幾十年，金庸在香港回歸前的關鍵時刻步入政治的舞台。
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金庸。1985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金庸是23名香港草委之一，並擔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
1988年，金庸和査濟民提出「政制協調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以選舉團選舉香港行政長官並且限制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建議到第三人行政長官任內，才舉行一次全民投票，決定第四人特首、第五屆立法會是否普選產生。
這一方案被批評者認為阻礙民主發展。當時金庸在《明報》撰寫社評《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稱「在今日，有些國家的行政長官不是經由選舉方式產生的，那不用說了。至於採用選舉方式的，全部是間接選舉，無一例外。」社論繼續引發不滿，甚至有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口焚報。
當時與金庸同時任職起草委員的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對BBC中文記者稱， 對「雙查方案」感到失望，但不會怪責查良鏞當年提出此方案。「除了我跟華叔（司徒華）在全力爭取民主外，他應該是第三個了……（爭取普選失敗）那不關查先生的事，他也盡力了。」
然而，這一爭議後不久，1989年，中國爆發學潮，北京5月20日宣佈戒嚴。金庸、李柱銘、司徒華三人都辭任起草委員會委員。
彼時，金庸曾說，「不應當發生的事發生了，沒什麼特別可說的，傷心就是了。」在電視訪問中，金庸因「六四」而流下的眼淚，成為香港人的共同記憶。
作為報人的金庸，曾在訪問中表示，記者生涯中最希望採訪的，是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BBC中文網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