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幾度戲劇性的轉折，此案最有趣的地方，其實是法官們對蘿絲、丹尼兩造立場、基於以色列的社會、文化與宗教背景所提出的意見。
一審法官主要是站在合約法的角度、加以女權的觀點，來支持蘿絲的訴求。他認為，丹尼在婚姻出現變數以前，已同意和蘿絲一起尋求代理孕母，也因此才有兩人經過人工生殖技術所結合的受精卵。雖然現在婚姻生變，丹尼仍有義務持續履行該「合約」；再者，法官也認為，若依丹尼的意願而「變更合約」，等同對女權的侵犯。
有趣的是，最高法院最初的決定中，唯一參與決策的女性大法官，判決丹尼勝訴（註3）。她在意見書中提到，雖然為人父母、尋求子嗣，的確是身為人的基本權利，但這項權利的行使，不應建立在強迫另一方配合的基礎下；除此之外，雖然猶太教法確實提到「生養眾多」(be fruitful and multiply)，這項律令並未暗示，丈夫有被迫行使這項律例的義務。她認為，儘管自己與許多人一樣，對於蘿絲渴望子嗣充滿同情，但單單是同情也無法衍生權利。
在最高法院的二度判決中，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們主張（這次最高法院的二度判決結果是7對4，扭轉了前一次的判決結果），蘿絲渴望擁有子嗣的權利，大過於丹尼拒絕擁有子嗣的權利。其中一位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從猶太教的觀點，主張擁有子嗣的意義與價值，遠大過於拒絕子嗣的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觀察家認為，以色列在代理孕母與人工生殖法規上之所以是國際先驅，是由於社會宗教文化的因素。這其實對現代人權的訴求，形成一項有趣的對比。雖然許多支持代理孕母或人工生殖技術的團體或個人，都主張為人父母是基本人權，以色列對相關技術的支持與開放，卻較不是從所謂人權的角度。相對地，猶太教、以及猶太人歷經大屠殺的陰影，卻促使以色列的宗教組織、個人、社會及政府，對人工生殖技術採取相對支持的態度。
故事的最後結局，蘿絲在判決後，立刻開始代理孕母的過程。可惜的是，由於受精卵在幾年的訴訟後，已經不太「新鮮」，加上受限於當時的人工生殖技術，受精卵已經無法使用。所以蘿絲千辛萬苦爭取來的「勝利」，成了名符其實的「皮洛士式勝利(Pyrrhic victory)」（慘勝）。
以色列在去年才通過讓單身女性也有資格申請代理孕母的法案。目前，以色列的代理孕母議題聚焦在男性、特別是想要成家之男同志伴侶的申請資格。在10月31日、僅僅幾天以前，國會才剛在一讀時否決了有關的提議（表決結果為41贊成，49 反對；也可以解讀為算是頗具有爭議的議題）。因此單身男性或男同志伴侶，仍無法在以色列境內申請代理孕母。許多男同志伴侶因此前往美國等其他國家或地區尋求代理孕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