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當我有機會去日本旅行,並且閱讀日本近代史的書籍,才明白日本演歌看似一個傳統,其實除了自己地域性的民謠以外,也是透過時間包容了屬於外來朝鮮移民歌謠的影響,形成了現在的東洋演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統。只是當它轉移到當時原創還不興盛的台灣音樂市場後,填上閩南語歌詞放在台灣人的口中,當時大部分人演唱均以模仿接近原唱為最高標準,只有江蕙不然,她既不循他人的標準模仿,也不做表現主義的張揚改變,她選擇屬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屬於自己面對每一首歌的感受與審美,每一次演唱都是一次誠懇的創作;這也造成歌如人的風景,看似小家碧玉拘謹,卻有著勇敢磊落的大氣。以前我總覺得江蕙的演唱經驗造成她順手拈來的能力,是她天生的才華,但後來才明白:演唱也是一種創作,只有忠於自己生命的創作才能有好作品。這點呼應在常玉先生的創作上也是如此,雖然他大半生生活在巴黎,然而屬於華人的靈魂卻一直誠實的反應在作品中。在他非常熟練使用西方顏料和審美觀的表象下,仍看得出屬於華人文化中雅而節制的審美,以及自重的靈魂。
這也造成那年忽然厭惡起常態的唱片包裝方式:總是把明星精挑細選矯情的沙龍照,當作唯一包裝材料,因此決定把我心中氣息相近兩位藝術家做一聯想,把常玉的畫作編入了江蕙新專輯的包裝中。當然,我不任性,事前偷偷做了一些調查,我發現許多收藏常玉作品的收藏家們,都喜歡聽江蕙的歌!這不是巧合,是呼應我的推理,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一切都是靈犀相通吧。在江蕙的同意之下,和常玉收藏家與藝術圈朋友的支持協助下順利完成了這件事。我還記得記者發表會時,我特意買了一張常玉的限量海報送給了江蕙,為這件事情告了一個段落。在那個案子之後,我開始過著每月北京、台北的雙城生活,而江蕙也平穩的發展自己的演唱事業,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雖然從此不再殷勤聯繫,只是偶爾在臉書與微博上私信問好。那天在新聞看到她自己宣讀在演唱會後停止半世紀的演唱生涯時,我沒有特別的感傷,反而替她高興。因為我知道唱歌對她來講永遠是一件非常嚴謹的事件,過了半世紀這樣的人生後,她也該有更多的時間,回到自己的生活了。
*作者為華語歌壇著名作詞人、製作人、音樂經理人,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一個人的收藏》(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