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也是透過視覺經驗來充實自己和觀眾，並進一步提升它，或啟發另一場視覺經驗。我在許多電影裡用過綠色的月光，而不是約定俗成的藍色月光。藍色月光沿襲自使用油燈式散光燈（floodlight）的時代，傳達夜晚可以帶給人撫慰的暗示意義，但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大家仍然依循這種慣例。
但如果你去威尼斯，或是望向太平洋，你會看到月光不是藍色的，而是綠色；又如果你在洛衫磯或倫敦，會發現天空因為點亮城市的白熱光而帶著一抹橘。你得記下這些視覺經驗，把它分享出去。月光可以是綠色的，也可以是粉紅色的。這道理可以套用在其他的慣例上，例如某種運鏡方式或光源的一致性，甚至所謂的「無縫」剪接。藝術應該要超越常規—那些已經被認可的—而不是向它們屈從。
如果你是用數位媒體創作，例如手機或網路攝影機，甚至 3D 攝影機，它的能量和挑戰來自運用其媒體特性，而不是試圖複製電影膠卷的調性或慣例。像德瑞克．賈曼，對於 8 釐米攝影機能拍出的粒子、對比，以及攝影機光圈對光線改變的隨機反應就別具慧眼，用最簡單的工具創造出絕美的作品。
基本上，我的人生有超過四分之三時間是身為外國人。如果你想成為電影攝影師，你必須當個「身在其中」的外來者；你必須夠貼近那些經驗，又必須夠抽離，可以從別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切。這就是所謂的藝術。
我了解中國社會，因為我生活在當中，但我出生在別的國家。我是身在亞洲世界的白人，我甚至不用英文名字—大家都叫我的中文名字：杜可風。這完全解放了我，讓我感覺無比自由。
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偉大的電影攝影師是非美國籍的？還有，安東尼．達德．曼托（Anthony Dod Mantle）拍丹麥電影，但他是英國人；而美國導演提姆．波頓（Tim Burton）、泰瑞．吉廉（TerryGilliam）就算住在倫敦，創作力也一樣旺盛。這是因為，只有以外來者的角度來觀看，你才會看到可以引發所有人共鳴的事物—那些大家一直視而不見、其實瞭然於心的事。
在香港，當地人經常稱呼白人「鬼佬」。這個字眼具有貶義，有侮辱的意味。在香港的片場，王家衛或其他人提到「鬼佬」時，大家心知肚明說的不是別人，只會是我。這實在是很大的榮耀。他們知道我不太一樣，但不知為何他們就是喜歡跟我打交道。
我在世界各地的電影圈工作，別人多少把我當成怪咖一個，但我沒放在心上。這表示只有瘋子才會真的找上我—那些跟我臭味相投或志同道合的人。
我一向親自操作攝影機，從來沒有例外。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連工會也知道。我的合約中指明了我是攝影指導，同時也是攝影機操作員。就連在拍攝《風月》時，導演問我能不能讓他最好的搭檔來操作攝影機，我也沒破例。在華人電影的片場，大家習慣帶威士忌和水果來探班。當我得旁觀別人去完成我沒辦法用語言說明、但心裡很清楚該怎麼做的事時，那種焦慮和沮喪可以讓我灌掉一整瓶酒、嗑掉一整盒橘子。
